本文针对王国刚等（2024）提出的“双层存款乘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该理论试图通过构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同样存在存款派生过程的“新框架”，以挽救传统货币乘数理论，但其底层逻辑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会计操作差距很大。本文从三个层面展开反驳：第一，澄清基础货币创造的本质是央行资产端扩张驱动负债端同步扩张，不存在所谓的“本币资产”科目，也不存在央行吸收存款后再进行派生的“乘数”过程；第二，剖析量化宽松期间货币乘数下降的真实原因，对方将美联储资产购买误解为“央行存款乘数”的循环过程，但实际上，联储购买证券时直接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这是一次性操作；若联储继续购买，属于新增的基础货币投放，而非同一笔资金的反复派生；第三，揭示“资金观”谬误，对方将微观主体的资金约束错误地移植到中央银行身上，误以为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能增加央行“可用资金”并用于购汇，实际上资产业务扩张不以负债增加为前提是中央银行的特有权力。本文由此认为，在充裕准备金框架和利率调控主导的现代货币政策体系下，对货币乘数的补救已失去意义，学术研究应转向央行资产负债表操作逻辑与内生信用创造机制。

全球美元流动性的周期性涨跌被学界称作 “美元潮汐”，传统研究过度强调美联储政策、跨境资本等外生因素，不仅存在因果逻辑倒置问题，也难以精准研判周期演化趋势。本文以 1900—2025 年美国长时序数据为样本，提取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的中长期周期成分作为观测变量，结合非线性框架下的临界逃逸速度与结构相变理论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口代际滞后特征与住房按揭存续周期构成了美元潮汐的内生底层约束；人口结构、住房偿债负担率、资本边际产出三类核心变量，对美元潮汐外生波动的解释力度达到 51.7%。1983 年是美元运行体系发生永久性结构突变的关键节点，适龄购房人口占比突破 22.0% 临界阈值后，市场波动模式发生本质转变，形成稳定的周期性运行态势。外部扰动仅具备短期效应，无法左右周期的中长期运行轨迹。本文厘清了美元潮汐的内生形成机理，实证发现 26 年人口代际周期与美元潮汐周 期存在固定嵌套关系，一个完整人口代际周期恰好对应 1.5 轮美元潮汐。

中国经济增速自 2012 年起持续下行，学界对其潜在增速的判断长期存在分歧。本文基于2005Q1—2025Q4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季度面板数据，构建“双场景 + 双红利 + 双约束”统一分析框架，系统检验不同经济循环模式下的增长约束机制。对比多种计量方法的稳健性后，采用工具变量法、多期 DID、中介效应、滚动窗口门槛回归、反事实模拟及异质性企业 DSGE 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得到三项核心结论。第一，中国经济增长呈现清晰的四阶段演化特征，外需主导期与内需主导期的约束机制存在本质差异；仅在外需主导阶段，美元M2增速与GDP增速存在显著倒 U 型关系，7%—10%为最优黄金区间。第二，3.30% 实际融资利率与零边际利润率双重约束严格锁定内需主导期增长，一旦进入“越投越亏”区间，GDP增速将出现断崖式回落。第三，现有研究关于潜在增速的分歧，本质是无条件收敛假说与有条件收敛假说的视角差异。本文拓展了开放条件下的经济收敛理论，构建的双场景双约束分析框架，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证支撑。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和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系统阐述了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意义，认为金融强国是强国支柱、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大国博弈的战略选择以及国家安全的基石。在此基础上，从党的领导与以人民为中心、服务实体经济、深化改革开放、强化风险防控、厚植文化根基五个维度深入剖析了金融强国建设的本质要求。对于深刻理解金融强国战略内涵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启示。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镍期货价格在2022年3月7日至8日两个交易日暴涨，令我国青山控股集团持有的镍套期保值空头浮亏惨重，成为又一起企业参与境外衍生品交易被国际资本狙击的风险事件。本文对“青山事件”狙击活动进行了详细案例分析与解构，从狙击动机、客观条件、市场环境、狙击策略四个维度提出了可用于分析期货市场狙击事件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交叉套保令青山集团实物交割能力弱成为被狙击的客观条件，地缘政治风险引发的低水平镍库存的市场环境进一步限制了青山集团的库存掌控能力和交割能力。LME合约设计令交易仓位和动机暴露，LME交易制度令短期价格操纵等狙击行为更具便利性，并可据此推断出本次狙击的合约、时间、价格拉动手法等狙击策略。大类持仓报告的分析揭示出本次狙击的本质可能是对镍资源的争夺战。最后，本文利用事件分析法证实了2022年3月7日镍期货价格暴涨并非基本面因素支撑而是交易因素驱动的价格异常。本研究结合案例分析、数据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多种范式，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对于识别狙击风险，识别市场操纵，更好的评估相关风险并做好早期预警和防范具有重要价值。

在对共同富裕本质特征和数字普惠金融核心价值讨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逻辑，并进一步通过构建我国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利用2011-2019年30个省份（不含西藏）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实现指数。利用这一数据结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影响机制和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实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包容性增长则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环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实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强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于共同富裕实现的影响最为重要，其次为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更换模型、更换被解释变量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因此，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守正创新发展有助于通过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实体经济中有大量因承担着政策性负担而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但这些企业为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所需，政府不能让其破产倒闭，需要不断以各种方式给予补贴和保护。金融抑制的本质是政府通过对金融体系的扭曲干预，以金融体系为中介来给这些“重要而不能倒”的企业提供暗补，以此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国防安全，传统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正是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无法解释为何转型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也难以为转型国家的金融改革提供既能维持稳定又能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像转型国家般的金融抑制，是因为本国政府没有推行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除国防安全等少数可用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型产业外，绝大部分企业拥有自生能力，无需政府通过金融扭曲给予这些企业暗补以维持社会稳定，但这一暗含前提对于转型国家不成立，由此决定了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种种差异。转型国家在进行本国金融改革时，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消除所有金融扭曲，而是应当按照比较优势推动经济转型，根据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变化、赶超战略下优先发展部门遗留下来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提高，渐进推进金融改革。这种渐进式的金融改革能在转型期避免经济崩溃并支持经济增长，是比休克疗法更优的金融转型方式。

考虑企业价值进而股票收益中实物期权及其影响的部分，本文利用随机贴现因子法理论上探讨了CAPM 是线性定价模型的本质，并据此指出实物期权资产或其可能的非线性影响是导致 CAPM 模型失效的原因。进一步，利用 1998-2012 年间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根据 Fama-French 市值规模和账面市值比，以及企业所处行业构造投资组合，通过比较实物期权调整前和调整后组合预期收益-贝塔关系的差异，实证发现调整实物期权将使得 CAPM 有效。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产业集团纷纷收缩旗下金融业务，实施归核化战略，而国内实业集团的产融结合浪潮方兴未艾，二者形成鲜明对比。产融结合本质上是一柄双刃剑，不能脱离集团的核心业务过度扩张金融业务。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应审慎推进国内产融结合，强化协同监管机制。

本文认为，站在购汇者（如央行）的角度，外汇占款是因购入外汇而相应付出的人民币；站在售汇者（如企业）的角度，结汇所得款项，则是生产相关商品所耗人力物力的价值补偿。为保障再生产过程正常循环，外汇占款应进入市场参与生产流通。若将流动性过剩的回收靶点定为外汇占款，似属“殃及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