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农民工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城乡融合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突发性冲击会对其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文章基于“突发性冲击-农民工流动-农业再就业”的逻辑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论证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就业地点以及农业就业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劳动力供需变化与市场配置效率下降加大了农民工工资下行压力,带来了不利的收入效应；加之不确定性风险较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大,县域内就业增加,农民工流动性下降；由于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农民工利用农业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进行农业再就业,获得暂时的就业保障以抵御公共卫生风险。此外,城市的失业效应与劳动者的替代效应是突发性冲击影响农民工就业选择的潜在机制。据此,文章认为将更多农民工纳入就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产业融合,以及通过技能培训等加强对弱势农民工群体的救助和支持是保障农民工生计、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

“双碳”目标下企业的绿色投资及风险管理策略受到预期碳价格变动的影响，并且绿色投资最优决策需要企业权衡投资不足的机会成本和绿色债务无法偿还的违约成本。考虑外部融资风险和随机流动性冲击，本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量化研究碳价格对企业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和绿色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机制。碳资产可被质押使得碳价格在直接影响违约边界的同时，也通过影响绿色投资规模间接影响企业的违约边界，且模型发现由于碳价格对企业违约概率和违约成本的非对称影响，碳价格对信用风险的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理论结果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碳价格的提高能够改善绿色投资企业的信用风险，降低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存在碳价格的高低双重门槛来决定企业的最优绿色投资决策，当碳价格低于影子价格时，随着碳价格的提高，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增加、现金持有水平降低，而当碳价格处于显著大于影子价格的较高水平时，碳价格的提高反而降低最优绿色投资规模、提高现金持有水平；此外，当碳价格分别大于和小于高低门槛值时，企业绿色债券信用利差随着绿色投资规模的增加而分别相应地增加和减少。本文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碳定价机制对企业绿色投资决策和绿色债券定价所发挥的作用与微观机理。

为了减少市场冲击成本，高频交易者通常会将大额指令拆分为小额指令择机逐次提交，但同时也存在指令不能全部成交的风险。针对现有文献主要考虑指令全部成交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估计交易策略机会成本的方法，在最小化总交易成本的目标下，分析了投资者同时考虑市场冲击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情形与投资者同时考虑市场冲击成本、机会成本和择时风险情形下如何制定最优交易策略的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如果投资者只考虑冲击成本，或者虽然也同时了考虑机会成本但若所有交易时期指令的成交概率都相等，那么投资者最优的算法交易策略仍然是采用著名的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Volume Weighed Average Price，VWAP）交易策略；如果投资者同时考虑市场冲击成本和机会成本，且对于所有交易时期指令的成交概率不一致但交易者能预先预期总的可执行指令大小的特殊情况，本文得到了此问题解的解析解，对于各交易时期指令成交概率不一致的一般情形，通过数值示例发现，对于不同交易时期指令的成交概率分别为递增、递减和U型三种不同情形，投资者同时关注市场冲击成本和机会成本时最优指令提交策略（Market Impact and Opportunity Cost，MIOC）的总交易成本均小于VWAP交易策略；如果投资者同时考虑市场冲击成本、机会成本和择时风险，通过数值示例发现，对于各交易时期指令成交概率分别为递增、递减和U型的三种不同情形，投资者最优指令提交策略（Market Impact, Opportunity Cost and Timing Risk，MIOCTR）的总交易成本均小于MIOC交易策略和VWAP交易策略；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本文分别估算出1999年后美国投资者持有海外资产、美国国外投资者和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资产的资产所得。相比较而言，美国投资者持有的海外资产能获得较高的纯资产所得率。虽然近年来中国持有美国资产数量快速增长，但中国持有美国资产的纯资产所得率却较低。如果将同样数量的资产转由美国投资者进行对外投资，那么中美投资者所获得的纯资产所得之差便构成了中国持有美国资产的“机会成本”。随时间推移和中国对美国资本输出数额的逐年剧增，中国持有美国资产的机会成本也在同步增加。中国持有美国资产承受的机会成本既是美元国际地位的体现，也能反映出中国持有美国资产的收益状况，更是中美两国获取对外投资回报能力的对比。

公允价值的会计计量问题是会计理论与实务的重要研究课题，当缺乏活跃的市价作参考时，由于缺乏适当的分析工具，如何对公允价值的会计计量方法进行评价尤为困难。基于公允价值的机会成本观的视角，设计评价模型，以《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财会[2001] 64号）中规定的会计规范为例，分析评价公允价值的会计计量方法，并用以评价废止《暂行规定》的政策意义。

合理的银行利差有利于商业银行创新业务的发展和效率的提升，本文从多维视角 度量了银行利差，拓宽了传统意义_L银行存贷利差的含义，考虑了中间业务影响的会计利差和 反映市场势力的勒纳指数的边际利差，并对中国商业银行1998一2006年的利差进行了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我国银行利差基本处于一个适中且偏高的水平，并呈现上升态势，这不利于商 业银行业务结构的调整。对影响银行利差的主要因素分析表明，银行的风险管理对银行利差 影响不显著，国有银行机会成本与银行利差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利差 有一定的影响，中间业务和银行利差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

本文在Jeanne和Ranciere（2006）所建立最优储备规模确定模型的框架上进行延展，将一国划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两大类，并将中央银行的预算约束纳入模型考虑范围。在拓展的模型中，还考虑了在危机爆发时可能出现的存款外撤、本币贬值等对最优储备规模的影响。外汇储备可以在发生危机时平滑消费和投资水平，但是持有储备也需承担一定的机会成本。根据最优化模型的解，可以对中国的最优规模进行校准标准数值模拟，假定的基准标准最优储备水平表明在2002年到2005年间，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略高于最优水平。此外，还根据数值模拟对各因素变动对最优储备规模的影响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从银行资金营运和业务活动可以看出银行的收支不同于一般的企业，表现为利息收入软性化和利息支出刚性化，这是困扰银行经营与资金流动的结点；银行赢利的关键在于机会成本的选择和贡献毛益变动的活性信息；差别成本是银行规模经济的适度标准，而财务重整与内部管理可把无效益资金压到最低点，责任会计与金融创新将是银行财务效益的新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