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有效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是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环节。文章基于 2016—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大数据发展“政用指数”刻画各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评估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显著降低了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政府建设抑制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政府管制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随着政务服务效能的提升而减弱,且数字政府建设会显著改善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这意味着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是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重要机制。文章证实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于抑制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效率的变革提供政策借鉴。

近年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国家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但如何有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创新的支持作用,仍然是政府部门和学界关注的重大现实课题。立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视角,文章以国家产业与金融合作试点城市（简称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加,但主要体现在非发明专利的申请上。机制检验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并非通过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等强干预措施发挥作用,而是通过降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企业贷款交易成本等市场化机制提高了企业信贷可得性,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的创新促进作用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严重、创新需求大和处在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凸显,并主要体现在“集约边际”而非“广延边际”,即政策实施之前已有专利申请的企业更能抓住契机提升创新产出；此外,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也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文章不仅为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发挥的创新促进作用提供了多维度的经验证据,而且为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要实现国内消费的长期增长,需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自 2001 年中央政府颁布“两为主”政策以来,流动儿童在父母流入城市的义务教育入学问题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异地中考和高考的问题日益突出,绝大多数省份的异地高考政策都要求随迁子女在当地拥有三年高中学籍,能否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是更为前置的问题。据此,文章试图从随迁子女异地中考政策的视角,基于城区人口 100 万以上城市的随迁子女升学政策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的制度性约束。结果显示,异地中考政策的限制造成了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留居不消费”现象加剧,当子女年级越接近中考时,在异地中考门槛越高的城市,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的消费越低,且这一抑制作用对中等学历、城镇户口、男孩家庭和流入超大、特大城市的家庭作用更大。机制检验表明,异地中考政策主要通过降低流动人口家庭的家庭教育期望和改变子女留守选择这两个机制来影响消费。综上,文章认为,应继续推进随迁子女升学政策的改革,进一步保障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利,激发流动人口消费的热情与活力,这对缓解经济下行叠加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重负面影响下的需求收缩,刺激城市经济复苏具有重要作用。

深入分析环境目标约束对纵向产业结构上下游产业的减排差异及关联减排逻辑,对优化上下游产业资源配置,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与污染协同减排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的环保目标责任制为外生冲击,基于 2003—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实证框架,基于产业纵向关联视角探讨了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排污策略的影响。基准研究发现,环境目标约束能显著降低上下游产业的污染物排放。机制检验发现,环境目标约束会使企业通过总产值效应和技术效应来应对减排。下游产业主要通过降低产值来应对减排,但对上游产业产值影响不显著。产业关联效应会引发上游产业通过价格调整来应对损失,但下游产业无法后向关联影响上游产业产值。上游产业主要通过末端技术应对减排,下游产业则通过前端技术应对减排。上游产业的前端技术和末端技术可以向下游产业关联溢出,但下游产业的后向关联减排效应主要体现在末端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上游产业原材料制造业和下游产业非食品行业加工业的减排占主导地位,非国有和重污染企业、产业集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晋升压力小的地区的企业污染减排效应显著。文章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成立。文章的研究为优化环境目标管理与推动纵向产业结构协同污染减排提供了现实依据与路径渠道,也为未来的政府“减碳”工作目标管理提供了经验启示。

本文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和 2007-2019 年中国 A 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地区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效应在非国有、小规模、行业竞争程度低、供应商集中度低、处于货币政策趋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加剧了企业信贷融资约束、企业经营风险和企业税负压力，进而减少了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缩短了企业商业信用的供给期限，并且降低了供给质量。此外，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导致企业商业信用供给被动减少，并降低了企业的经营业绩。本研究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参考与借鉴。

近年来,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系统解构其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文章从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视角,考察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扶贫参与的促进作用。文章立足于中国民营企业存在大量国有股权的基本现实,根据股权结构影响企业行为的基础逻辑,系统分析了国资参股对民营企业扶贫参与的积极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基于2016-202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样本,文章实证研究发现,国资参股明显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扶贫参与,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国资参股通过提升民营企业的资源基础和强化民营企业对扶贫社会责任的价值认同而产生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该作用在有同省份国有资本参股的民营企业、政府干预较强地区及贫困程度较高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文章探索了我国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精准扶贫之间的学理关系,从理论上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的研究,为“十四五”时期巩固扶贫成果以及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反贫困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发展金融科技的根本目的。本文在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上市银行年报进行分析，测度银行个体层面金融科技水平基础上，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银行贷款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此考察金融科技对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尽 管显著提高了零售贷款供给，但是对实体贷款供给产生了挤出效应，并且该挤出效应对于放贷资金紧张的商业银行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挤出实体贷款与银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一致，是银行出于增加收益、减少损失和降低风险的理性决策行为，表现为在零售贷款相对于实体贷款收益率更高、实体贷款不良率更高以及风险资产率更高的银行中，该挤出效应更为明显；同时，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能够显著降低总贷款的不良率和显著提高总贷款的收益率。进一步的证据还表明，该挤出效应对于拥有手机 APP的银行，在数字金融素养高和贷款需求旺盛的区域，以及在消费者信心指数高的宏观环境下也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影响贷款配置的视角揭示了一个金融科技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潜在负向效益，有助于深入理解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在监管层面为促进我国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和政策建议。

CEO与企业管理团队的非正式联结关系有助于强化团结协作，但亦可能催生监督妥协与缺位，弱化公司治理效率。本文以CEO任职以来董事高管人事变更的累积比率刻画CEO内部联盟，从企业金融化视角探讨该非正式联结关系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内在机理。选取中国沪深A股2012-202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CEO内部联盟提高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并显著加剧了企业“脱实向虚”程度，内部联盟强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金融化程度约提高了6.37%。通过机制检验发现，CEO内部联盟弱化了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内部控制有效性，CEO的绩效薪酬敏感性更低，且主要表现为绩效下滑时的薪酬粘性增加。异质性检验还发现，当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强、企业跨行业套利空间越大、CEO薪酬更低以及外部薪酬差距更大时，CEO内部联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会更为明显。此外，当融资约束更弱时，企业金融化冲动受到CEO内部联盟的影响会更强。本文的研究表明，CEO内部联盟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多表现为监督妥协与缺位，会加剧企业金融套利的短视行为，这对于优化公司治理体系和防范企业“脱实向虚”都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本文以2009-2020年针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485,366份分析师报告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分析师利空关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分析师的利空关注会同时抑制过度投资和缓解投资不足，对公司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第二，当公司面临较大的卖空压力时，或分析师能力和努力程度更高时，分析师利空关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突出。第三，基于双重纠偏LASSO（DoublyDebiasedLASSO）回归对影响机制的遗漏变量控制后，发现分析师利空关注对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同时存在卖空压力的“大棒效应”以及信息增强的“萝卜效应”。第四，基于因果路径分析法，对多个机制间相互重要性和关联性检验后发现分析师利空关注的“萝卜效应”要强于“大棒效应”，而机构投资者的直接作用要强于资本市场的间接作用。本文为探讨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的角色提供了新视角，补充了中国情境下分析师关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经验证据。

区域股权市场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下的拟上市企业规范辅导平台，能够对公司进行优化培育，为未来上市做好准备，企业也可以在此获得一定的公众关注度，提升社会影响力。本文以 2010 年 1 月-2022 年 4 月从区域股权市场转板至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研 究对象，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选取样本，实证研究了公司“转板”对首发后股价及其收益波动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投资者关注度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回归结果表明，“转板”公司的开板日 IPO 抑价更高，且在上市后的一年内高抑价持续显著，此外“转板”公司短期内的股票收益波动率也更高。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公众投资者关注度在“转板”对 IPO 抑价和收益波动的影响中发挥传导用，而机构投资者关注度无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