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者因中国经济快速成长而投资A股（作为QFII）、H股、B股等中国股票资产。已有研究从市场硬分割和软分割角度研究了A-H股和A-B股折扣率形成原因。本文则进一步从国际与国内投资者的行为差异研究不同公司间的折扣率差异。对1999-200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折扣率和上市公司的价值变量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国际投资者更偏好价值型的中国股票资产，从而导致价值型股票的折扣率偏低。不同投资者的价值偏好差异相对信息不对称是更重要的资本市场软分割因素。

本文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相互影响与联动的主要表现、特点及其原因，指出两地股票市场联动的现实性来自全球主要证券交易所整合带来的竞争压力和两地市场实现优势互补的内在需求，加强两地市场的“联动”有利于寻找谋求内地和香港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途径。

在界定公司治理溢价概念基础上，利用Fama-French三因子定价模型检验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公司治理溢价。依据利用32个反映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计算出的指数构建公司治理组合，结果显示中国股票市场存在规模效应。在考虑市场溢价因子和规模因子的情况下，买入公司治理好的组合股票，卖出公司治理差的组合股票，可以获得8.4%的超额回报。另外，研究发现截距项随着组合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也呈现出增大的趋势。最后从公司治理价值相关性的视角解释了治理溢价的存在。

本文发现在解禁前120天至解禁后20天，股改限售股平均存在-13%的累积异常收益，并且价格下跌主要发生在解禁日前40天左右。实证结果支持我们提出的信息发现假说。假说认为股改限售协议是缓解道德风险问题的一种机制，在禁售期内，流通股股东如果发现公司价值低于预期或者非流通股股东的不当行为，他们会选择在解禁前出售股票以避免更大损失，从而导致股价在解禁前下跌。回归分析证明，透明度高的股票价格下跌较小，并且公司基本面的改善与解禁前后收益正相关。实证结果还发现，解禁股的异常收益反映了公司基本面的时序变化和个股差异，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

纵观国内外资本市场的历史，虽然资产价格急剧波动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却始终伴随其中；而且，市场主体情绪波动还是不可忽视的、对市场交易与价格波动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本文是通过心理学实验，尝试在较纯净的实验市场中，控制与剔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探求交易主体情绪与交易行为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实验结果发现，在较纯净的实验市场中，情绪波动、财富水平以及资产价格主要由基本面的变化决定，不同情绪的变化则会影响到交易主体对资产的买卖行为，这可能会加剧资产价格的波动。实验结果解释了交易进程中交易主体情绪波动的起因，情绪波动对交易行为及财富水平的影响。在国内外文献中，本文是首次将交易者情绪引入资产价格波动的研究。该研究对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提供直接的心理学依据。

本文实证研究了中国证券基金市场中的明星现象。运用2005年至2007年的数据，发现明星基金家族中的明星基金会否产生“溢出效应”，即他们不仅会自身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资金，而且还可以让同家族中非明星基金也享受到资金净流入的增加。然而，对于排名靠后的基金，却没有发现显著的资金净流出。因为这种资金净流入与净流出的不对称性，那些投资管理能力弱的基金家族就可能采取明星策略，通过人为制造明星基金而成为明星家族。明星基金的“溢出效应使整个家族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净流入，自然管理费也可以增加。本文又发现，旗下基金业绩差距越大，规模越大，前期没有明星基金的家族制造明星的动机越强，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明星，在未来不能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回报。投资者应该选择真正的明星。

公司可见度甚至比公司本身更影响股票价格，而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提高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可见度的有效手段，起到让投资者了解公司、吸引证券分析师和目标投资者的作用。本文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为背景，分析了影响可见度的公司结构性特征和制度性特征两类因素，并研究了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对两类影响因素的可见度效应的调节。研究发现：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制度性特征的可见度调节效应显著，基本支持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提高公司可见度的假设。

结合Bushman&Smith（2001）的研究框架和我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以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高质量会计信息能显著降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和过度行为，其中应计质量和盈余平滑性在降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和过度的作用最为显著。因此，我们应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和披露系统的市场基础设施，如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队伍等，更进一步制度创新以更好发挥会计信息在公司资本配置中的作用。

理论上，非对称信息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市场运行效率的主要障碍。然而近来来自保险市场上的实证研究却表明，非对称信息对不同市场的影响不尽相同。论文利用中国汽车保险市场的个体数据，先运用OLS方法，然后运用Bivariate Probit模型，对非对称信息的理论预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不论是汽车损失保险还是汽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市场上，投保人的风险发生率和保险保障水平之间都存在系统的正相关关系。论文指出，非对称信息对我国汽车保险投保人交易行为的影响是明显存在的，保险公司应进一步完善条款设计和细化费率厘订,提高管理非对称信息问题的能力。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背景，理论推演公司治理与债务期限水平之间关系。接着，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应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公司治理如何影响债务期限水平，采用参数和非参数检验程序实证检验法律制度对债务期限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确实影响债务期限水平。实证结果支持了这样的论点——当公司治理水平高时，内部人（管理者/控制股东）受到更严格的监督，更少的管理者壕沟效应，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限制，公司将使用更少的短期债务。这些结果表明公司治理与短期债务的使用之间存在替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