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链企业存在专利创新“量质错配”陷阱,这阻碍了创新要素的沿链扩散与技术整合,导致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难以实现有效突破。文章从产业链治理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机构纵向持股能否提升产业链企业的专利创新质量。研究发现,嵌入产业链的机构纵向持股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之间呈现出“U”形非线性关系。在 U-test 非线性测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纵向持股的投资组合权重以及产业链上下游非对称持股影响其治理行为。其中,监督型机构纵向持股在企业专利创新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随着产业链非对称持股程度加大,来自联结供应商或者分销商的机构纵向持股的治理策略逐渐由“策略均衡”向“主动干预”演化,从而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在作用机制方面,当持股比例小于 26.27% 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纵向关联交易和垄断竞争强化垄断效应,降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当持股比例大于 26.27% 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企业供需优化和委派董事加强协同治理效应,以此促进专利再配置和专利引用,进而加强创新扩散效应,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以深化对机构纵向持股这一新兴持股模式促进产业链企业专利管理的认识,同时也为政府监管部门制定关于产业链韧性和稳定的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从监管套利的角度对中国商业银行发行绿色债券的动机进行实证研究。控制了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影响后我们发现，流动性越差的商业银行越有可能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融资。此外，门限回归的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对于商业银行发行绿色债券的数量存在某一“门槛效应”，当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该“门槛”时，商业银行发行绿债的数量不受其流动性状况的影响，但当资本充足路高于该“门槛”时，商业银行发行绿债的数量与其流动性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流动性差的中国商业银行更愿意承担更高的绿债发行成本进行融资。市场现状显示，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政策环境为商业银行的监管套利提供了空间。本文的结论为监管部门改进绿色债券的发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董事长和 CEO 关系对创新绩效至关重要，但鲜有文献对此进行详细探究。本文以董事长-CEO 年龄差距作为二者关系的突破口，深入研究了董事长-CEO 年龄差距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从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两个方面探究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董事长-CEO 年龄差距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对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董事长-CEO 年龄差距可以降低 CEO 离职的业绩敏感性，进而激励 CEO 创新，激烈的外部市场竞争与董事长-CEO 年龄差距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但以上结论在国有企业中并不存在。进一步的 Heckman 两阶段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排除了样本选择的偏差后，董事长-CEO年龄代际差距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抑制作用，这可能与国有企业的政策工具性质和高管评价机制有关。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能否用来检验融资约束假说存在颇多争议，投资机会的 衡量偏误和融资约束分组的样本选择偏误对研究的可信性困扰已久。鉴于中国银行为主导的 融资渠道，本文利用银行授信进行分组，通过模型设定检验，发现投资机会的衡量偏误和授 信分组的样本选择同时影响了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统计推断。然而，在控制了二者的 影响后，没有授信的公司表现出显著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获得授信的公司则没有表现 出这种特征。因此，本文认为，在合理控制衡量偏误和样本选择偏误后，投资-现金流敏感 性可以作为检验融资约束假说的依据。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能否用来检验融资约束假说颇多争议，投资机会的衡量偏误和融资约束分组的样本选择性对研究的可信性困扰已久。鉴于中国银行主导的融资渠道，本 文从银行授信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个问题，并将投资机会衡量偏误和分组指标样本选择放在同一个框架下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没有获得授信的公司表现出显著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获得授信的公司则没有表现出这种特征。本文的结果支持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可以作为衡量融资约束的依据。

基于官员董事的视角，本文将对政府股权与银行行为关系的研究推进到董事会层面。我们以我国2006-2010 年的城市商业银行样本考察了官员董事这一特殊的政治关联方式对银行审慎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官员董事特征及独立董事、女性董事的作用。结果表明相比没有官员董事的银行，存在官员董事银行的审慎行为较差，且官员董事的行政级别越高、年龄越大，这种作用也越大；更重要的是银行股权性质事实上并没有对审慎行为产生显著而稳健的影响。同时，独立董事能够显著的弱化官员董事的作用，且在没有官员董事时，女性董事能够增强银行的审慎行为。此外，我们还考察了样本选择偏差和变量定义问题，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的结论对于完善银行治理、防范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回顾了自2005年以来国内的13篇CSR与CFP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内学者在社会责任指标选取上方法较为局限，缺乏较为客观、可靠的第三方评价数据，且在财务指标选取和样本选择上差异较大，造成出现多种不同的研究结论。本文对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及可能的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相应建议。

本文对2006 年1 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后，实施股权 激励方案的42 家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效果及其微观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在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分析法(PSM)和Bootstrap 法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和小样本偏误后，我们发现：(1)整体而言， 股权激励能够有效提升经营绩效；(2)最终控制权会显著影响激励效果，民营控股公司的股权 激励能够显著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的投资支出，进而提升公司绩效，而在国有控股公司 中效果并不明显；(3)不同激励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相对于以股票为基础的激励方式，以 期权为基础的激励方式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效果更佳；(4)所有权结构也会影响股权激励的 效果，在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中，股权激励能显著降低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激励 的效果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