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支持企业创新固然是必要且现实的举措，但其实际成效在企业间存在差异，关于“创新悖论”的讨论众说纷纭。本文将研究焦点从“评说得失”引向“何以有效”，以理论模型刻画企业配置政府补贴用于创新活动的决策过程，解析营商环境这个“外因”如何通过“内因”影响企业创新决策进而影响其创新质量的内在机制，揭示其间存在的营商环境门槛。本文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7—2021年的专利申请数据、财务数据以及296个地级市的营商环境数据，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门槛效应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整体上并未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但存在显著的营商环境门槛；政府补贴在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能有效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其作用基本失效，甚至可能会削弱民营企业创新质量。机制检验表明，在营商环境所决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制度性收益两侧均存在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质量过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营商环境门槛效应。本文突破了两极思维方式的局限，在同一模型框架内运用统一的逻辑体系，解释了现有文献关于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不同见解，以“条件有效性”分析调和了学术界关于政府补贴政策“结果有效性”的认识分歧，并获得突破“创新悖论”的重要政策启示，即政府补贴应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先导，只有将营商环境提升到相应水平，政府补贴才能有效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

云南省作为我国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其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对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云南省 2015 年以来的地震巨灾保险试点实践，系统梳理了试点探索、初期实践与模式升级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总结出制度碎片化、财政依赖与基差风险三大核心问题。研究发现，试点制度存在时空覆盖失衡与短期化运作的可持续性困境，财政主导模式抑制了市场需求，指数保险的基差风险问题导致保障有效性不足。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构建“多支柱、多层次、可持续”的地震巨灾风险共治体系，通过差异化产品设计、需求侧改革与数据驱动技术赋能，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治理。研究结论为边疆多民族地区巨灾保险制度创新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对完善国家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人工智能(AI)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文献，聚焦AI在公司治理中替代人类决策引发的实践难题与理论争议，从法、理、情三大维度剖析核心治理困境：在“法”的维度，面临法律主体缺位、算法黑箱导致的责任界定模糊及跨境法律适配冲突；在“理”的维度，存在技术路径锁定、战略弹性不足及行业特性适配偏差等治理策略问题；在“情”的维度，凸显算法偏见引发的公平性争议及自主决策与人类控制的伦理冲突(如隐私侵犯、情感缺失)。基于上述困境，本文针对性提出破局路径：法理层面构建“AI守住合规底线”的制度体系，战略层面确立“人主导下的AI辅助”实施路径，伦理层面明确“人引领AI”的价值准则，为AI与公司治理的深度融合提供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研究框架。

人工智能（AI）在公司治理中的应用引发其替代董事的合法性争议。本文以公司法合法性框架为视角，梳理AI参与董事职能的起源、发展及制度障碍。研究表明，AI替代面临三重困境：主体资格上，非生物属性与董事资格要求冲突，受法律人格排斥及身份职能不可替代性制约；决策程序上，算法黑箱违背透明度原则，且缺乏伦理决策能力；责任承担上，多方推诿形成归责真空，监督机制适配失效。现阶段AI替代尚不具备完整合法性，但可通过技术创新、制度突破与全球协同构建“有限替代”范式。本文揭示其合法性演进逻辑，为AI治理合法化及人机协同治理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人数”协同的多层次整合成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核心机制。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3年数据，本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人力资本与数据资产的协同度，并依托技术-组织-生态多层次整合框架，实证检验“人数”协同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人数”协同显著提升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效能；（2）“人数”协同通过在技术层激发创新螺旋、在组织层优化资源配置和在生态层构建战略联盟，来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3）异质性分析表明高资源禀赋企业通过“人数”协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边际效能显著更高，印证“人数”协同是资源禀赋的“增效器”。本文从多层次整合视角拓展了数据资产与人力资本融合的理论边界，为企业在数据资产化管理过程中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了实践范式。

在我国资本市场中，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对行业资产价格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尝试将政策文本纳入金融文本分析框架，构建政策——行业相似度指标体系，识别政策支持导向，并探讨其在行业定价中的作用机制。文章构建了涵盖多层级政策的文本数据库，分别采用传统模型（LDA和LSA）与大语言模型（LLM）识别政策中的行业提及频次，测算政策——行业相似度指数，并结合行业收益数据构建策略。文章进一步引入支持向量回归（SVR）识别不同行业的最优政策滞后期，提升策略表现。实证结果表明：LLM模型在政策主题提取上明显优于传统方法，基于政策相似度构建的行业策略在多阶段均展现出稳健的超额收益，且政策对行业的影响有长期滞后效应，行业反应通常在政策发布半年后。考虑现实市场约束，基于最优滞后窗口构建的单边多头策略也表现优秀，具备良好实用性，特别是在政策密集期（如2015、2020年）表现突出。本文的研究为政策信号的量化研究与行业资产配置提供了新的方法与实证支持。

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的基本要求。本文以美国货币政策为切入点，先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加息对我国产出的影响，然后构建包含跨境金融关联的两国DSGE模型，定量分析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及应对之策。研究发现，美国加息1个百分点使中国产出下降约0.4个百分点，其中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分别使中国产出下降0.2个百分点。分析作用机制发现，UIP偏离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汇率波动相互强化，外部融资溢价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企业净值波动相互强化，正是这两个机制放大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度越高和汇率越缺乏弹性，美国加息冲击对我国变量的传导效应越显著。基于不同的福利函数特征，本文构建了统一的政策评估框架，对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应对美国加息冲击的有效性作出了精准评估。结果表明，无论是针对国内金融机构信贷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还是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相关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降低美国加息的溢出效应，且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无关。在联合最优政策组合下，货币政策无需对名义汇率作出反应，外汇市场要强化价格调控淡化数量干预。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调搭配下，双支柱调控通过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具有显著的社会福利增进效应。本文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研究开发了一种创新方法来预测中国上市公司的"漂绿"行为。通过将大型语言模型BERT整合到机器学习框架中，我们构建了一个先进的漂绿预测模型。这种方法能够捕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年度报告的环境披露中微妙的语言线索和语义细节，显著提高了识别漂绿的精确度。研究采用了多种机器学习模型，包括支持向量机（SVM）、随机森林（RandomForest）和随机欠采样算法（RUSBoost），并在三种不同的数据集上进行了测试：基础财务数据集、扩展的Word2Vec环境披露数据集，以及BERT优化的环境披露数据集。结果表明，RUSBoost算法结合BERT调整的环境披露数据在各项评估指标上表现最佳，凸显了先进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分析环境披露文本方面的优势。此外，我们的研究发现预测的漂绿指标与ESG评级机构间的评级分歧显著相关，验证了本研究所开发的漂绿变量。本研究为识别和预测企业漂绿行为提供了一个创新的、基于文本的方法。这一工具对投资者、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捕捉公司的欺骗性环境披露。

近年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课外教育投资竞争激烈问题不断凸显。“双减”政策正是对上述现象的及时纠偏。为了进一步科学有效落实“双减”政策,增强教育获得感,厘清家庭课外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必不可少。家庭在课外教育投资中除了遵循经济学传统的“成本—收益”权衡框架外,特定的环境变化以及临近群体的表现对于家庭教育决策也存在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文章运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 学年数据,以子女就读毕业班所产生的升学压力作为外生冲击,实证发现：与非毕业班的学生相比,毕业班内部存在的同群效应不仅扩大了由升学压力带来的特定家庭课外教育现金支出增加的幅度,并且提高了子女课外学习投入时间的增加幅度。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利用工具变量缓解模型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不变。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城市户口、父母期望子女入读本科、子女成绩欠佳以及父母督促子女学习的家庭中,同群效应的效果显著。拓展性研究发现：家庭课外教育现金支出增加对于提高子女就读毕业班时的学科绝对分数具有积极效果,但未能显著提升其相对排名,这是家庭课外教育投资“内卷化”的深刻体现。文章基于子女面临升学压力的现实,对班级同群效应机制的考察为解释课外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影子银行监管政策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面临流动性约束和影子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4-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银行理财产品视角探究影子银行监管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贷款数据识别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关联，并结合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据构建企业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敞口指数。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前对银行理财产品敞口较高的企业在此后的信贷可得性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无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与银行信贷关联较为单一的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前对理财产品依赖程度较高的银行在此后的非流动性资产持有比例显著降低，资产端流动性囤积水平明显上升，该效应通过银企信贷关联传导至企业并导致其信贷可得性降低。本文厘清了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