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现代外汇市场的特征，建立了一个外汇做市商报价模型，从微观金融角度分析了我国汇率形成机制及外汇市场存在的问题，论证了实行做市商制度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进和中国外汇市场发展所具备的积极意义，同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1985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和1994年以来的银行间横断面数据，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和纵横数据（PANEL）模型，对中国的货币、信贷供给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贷款增长对经济的解释能力强于货币供应量；1996年以来中国实际贷款增长率年均低于理想值6个百分点，存在惜贷现象；不良贷款是制约贷款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良贷款每下降10个百分点，贷款增长率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银行体系对利差已经相当敏感，在存款利率不变的条件下，贷款利率向均衡水平每移动一个百分点，贷款投放将提高3个百分点。

指数贴现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分别研究时间维度和风险维度下的偏好选择，是新古典标准范式的两大支柱偏好选择理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市场上存在着许多用这两种效用理论难以解释的“异常”。目前，行为金融学中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对预期效用理论的替代已逐渐为人们接受，国内介绍也比较细致；而在同样取得重大突破的时间偏好领域，其研究分析框架的转换则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拟从范式转换的角度，对时间偏好理论的发展作一全面回顾，着重介绍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在该领域的突破??双曲线贴现模型，希望以此推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

金融发展理论家在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但在持此观点的人中也存在着分歧，分歧体现在正相关关系的程度上，如Levine和Zervos（1996， 1998）、Atje和Jovanovic（1993）等人认为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Harris（1997）则指出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得关系较弱，在统计上不很显著，这种现象在欠发达国家尤其明显；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股票市场有利于分散风险或分担风险和提供流动性使人们的储蓄动机下降，不利于提高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如Levine（1997）的综述。 本文利用1995第一季度到2002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与已有研究成果不同的结论。反映股票市场规模的Capitalization指标与经济增长有正的相关关系，而反映股票市场流动性的Value、Turnover指标与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这主要是由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决定的。另外，相对于股票市场而言，金融中介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更大一些，这说明在现阶段，我国的金融体系目前仍然以金融中介为主导，银行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股票市场更为明显。

本文运用对称双头垄断时机选择期权博弈模型分析了经营成本对企业研发投资决策的影响。随着研发投资项目经营成本的增加，企业的投资收益下降而投资临界值上升。这使得企业即使面临竞争对手抢先进入的威胁，等待而不是立即投资仍然是最优的。经营成本对于企业的投资收益和投资临界值的影响大于项目投资成本，而且追随者企业对于经营成本更加敏感。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operating costs on the R&D investment decision with a symmetrical duopoly real option timing game. As the operating costs increasing, the payoffs of firms decrease but investment thresholds increase, so firms prefer waiting to investing even facing the threat of preemption of the rival. We show that the investment thresholds are more sensitive to the change of the operating costs than that of the investment costs, and the operating costs have more influence on the payoffs of follower firm than that of leader firm.

从明斯基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理论和信息经济学入手，本文首先论述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的理论根源，并指出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的特殊成因。接着应用杜邦财务分析方法进行了实例分析。进而采用多变量信用风险判别模型中的线性概率模型和Logit模型对信用风险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线性概率模型和Logit模型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失败有很好的预测力，商业银行可以据此得出企业信用风险状况的定量分析结果。本文首次对EDF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运用EDF模型对ST南洋、马钢股份进行分析时发现该模型并不能对ST南洋、马钢股份信用风险状况做出好的解释。结合线性概率模型和Logit模型的分析，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股票市场价格与其价值不符所至，我国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存在高估现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建设，本文也给出了相应的一些解决方法。最后提出若干未来的研究方向。

长期以来，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常被人们批评为没有规则可循，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我国二元制的经济体系。遗憾的是，对于二元制经济体系下的货币政策操作在国外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本文在奥伯斯特菲尔德――罗戈夫（1995）模型的框架下，采用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的福利分析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关注对象进行模型分析，发现：中央银行如果关注全国性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货币操作要比关注地区性的操作福利成本要小。从而认为中央银行上收权限，划分大区分行的行为是正确的。

动态联盟中成员的核心能力为成员提供了把握市场机遇、组建动态联盟的平台。本文利用实物期权模型和方法对动态联盟的组建进行了研究，重点研究了成本节约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及其成员相对重要性对组建动态联盟时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成本节约效应愈大，盟主越倾向于组建联盟，也越能促进动态联盟的快速组建；而技术创新对动态联盟组建的影响要受到盟主和成员创新成本系数和在动态联盟中的相对重要性的影响：在Nash均衡情况下，动态联盟组建的时机随着创新成本系数的增加越来越接近成本节约效应的情况，而当盟主在技术创新效应中的相对重要性的逐渐降低，组建联盟的时机呈现出非线性非单调的变化。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论述。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变量，并运用协整和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一般脉冲响应(GIR)分析等国外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渠道与信用渠道相对独立，且都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比较而言，信用渠道对产出影响较大，而货币渠道对价格的波动解释更多。最后，我们提出要加快改革，为货币渠道最终成为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本文以中国证券市场上2000年至2002年期间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经过一定调整后的截面Jones模型估计出的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考察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事务所变更、事务所特征、行业成长性、公司规模、经营业绩、资产负债率、上市年龄以及样本所在年度后，审计任期与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呈正U型关系，即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审计任期小于一定年份（约6年）时，审计任期的增加对审计质量具有正面影响，而当审计任期超过一定年份（约6年）时，审计任期的增加对审计质量具有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