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老龄化加剧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常态化的双重背景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失衡问题日益凸显。本文以2011-2023年我国京津冀与长三角的7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聚焦劳动力流动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抚养比（DR）的影响机制，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滞后变量模型及交互项模型，系统检验劳动力流动的直接效应、区域异质性及全国统筹政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和全国统筹政策对DR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区域异质性表现为长三角地区劳动力流动对DR的影响显著强于京津冀地区。文章结论为优化养老保险基金区域调剂机制、制定差异化劳动力流动与社保政策提供实证支撑。

政府补贴支持企业创新固然是必要且现实的举措，但其实际成效在企业间存在差异，关于“创新悖论”的讨论众说纷纭。本文将研究焦点从“评说得失”引向“何以有效”，以理论模型刻画企业配置政府补贴用于创新活动的决策过程，解析营商环境这个“外因”如何通过“内因”影响企业创新决策进而影响其创新质量的内在机制，揭示其间存在的营商环境门槛。本文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7—2021年的专利申请数据、财务数据以及296个地级市的营商环境数据，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门槛效应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整体上并未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但存在显著的营商环境门槛；政府补贴在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能有效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其作用基本失效，甚至可能会削弱民营企业创新质量。机制检验表明，在营商环境所决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制度性收益两侧均存在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质量过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营商环境门槛效应。本文突破了两极思维方式的局限，在同一模型框架内运用统一的逻辑体系，解释了现有文献关于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不同见解，以“条件有效性”分析调和了学术界关于政府补贴政策“结果有效性”的认识分歧，并获得突破“创新悖论”的重要政策启示，即政府补贴应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先导，只有将营商环境提升到相应水平，政府补贴才能有效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

年金保险是个体应对长寿风险的有效金融工具， 但市场需求却普遍不足， 在学术 界被称为“ 年金谜题” 。本文基于我国各地区人口死亡率与全国平均人口死亡率的差异性， 提 出了“ 长寿风险调整年龄” 概念， 借鉴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引入个体长寿风险感知系数， 测算了 中国各地区的长寿风险调整年龄， 将长寿风险调整年龄和长寿风险感知系数结合， 对个体的长 寿风险感知进行度量， 并将其带入生命周期模型， 模拟个体的年金保险购买行为。结果表明， 长寿风险感知较高的个体对年金保险的需求更大， 为解释“ 年金谜题” 提供了一个以长寿风险 感知为基础的视角， 强调了个体长寿风险感知对年金保险需求的影响。

本文基于互联网企业价值评估的背景，重点探讨一种常用估值方法——相对估值法（Relative Valuation），并以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为实证对象首先，文章回顾了互联网企业估值的特殊性与挑战；其次，介绍了相对估值法的理论基础、常用指标（如市盈率P/E、市净率P/B、市销率P/S、EV/EBITDA 等）及其优缺点；再次，从互联网企业特征出发，分析该方法在阿里巴巴所处环境中的适用性及限制。然后，结合阿里巴巴最新财报数据（截至FY 2024 期）整理公司基本资料、选取可比公司、计算关键估值指标，进而得出对阿里巴巴的估值区间与市场价值对比。最后，基于实证结果，从估值结果合理性、影响因素（如业务结构、成长预期、市场情绪）以及方法优化建议三个维度展开讨论。研究发现：对于快速成长、业务多元的互联网企业而言，虽相对估值法具备便捷性与可比性优势，但也易受到可比公司选取不当、成长预期偏差及无形资产难以量化等影响。论文建议在实际应用中，应辅以折现模型（DCF）等方法，并注意调整估值倍率以反映公司成长性与风险特征。本文的研究可为互联网企业估值提供一种实务参考，也为资产评估的教学与研究提供新的案例视角。

本文聚焦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采用精算平衡模型法，以2024年官方数据为基期，对比基准情景（无延迟退休）与政策情景的基金运行差异。研究发现，该政策通过延长缴费年限、扩大参保基数实现基金增收，通过减少退休领取人数放缓支出增速，显著改善基金财务状况：2030年、2035年、2040年政策情景较基准情景分别多结余2.4万亿元、3.9万亿元、14.1万亿元，基金可持续年限延长。研究证实，渐进式延迟退休能有效抵御人口老龄化冲击，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缓冲期。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人数”协同的多层次整合成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核心机制。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3年数据，本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人力资本与数据资产的协同度，并依托技术-组织-生态多层次整合框架，实证检验“人数”协同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人数”协同显著提升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效能；（2）“人数”协同通过在技术层激发创新螺旋、在组织层优化资源配置和在生态层构建战略联盟，来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3）异质性分析表明高资源禀赋企业通过“人数”协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边际效能显著更高，印证“人数”协同是资源禀赋的“增效器”。本文从多层次整合视角拓展了数据资产与人力资本融合的理论边界，为企业在数据资产化管理过程中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了实践范式。

环境行政处罚作为环境规制的核心手段，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及异质性效应是优化环境政策设计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运用Staggered DID（交错双重差分模型）与双变量Tobit模型，分析了政府环境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绿色行政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一方面，绿色发明型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数量与质量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该效应在控制企业异质性与动态趋势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在行政处罚后展现出更为敏感的绿色创新响应，尤其是实用新型专利的增长表现更为显著；此外，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提升幅度显著高于非制造业企业。在中介机制方面，分析发现环境行政处罚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间接驱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发现PM2. 5污染与行政处罚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凸显了区域环境治理与宏观创新战略协同的重要性。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化设计，二是构建动态信用评级体系，三是加强政策协同。这些研究结论为提升环境规制的精准性、激发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本文基于2011-2022年城市层面与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双重差分法（DID），系统考察了国外技术引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外技术引进通过技术转移基地的设立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这一结果在控制了企业特征与城市特征后依然稳健。技术溢出效应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中介路径，国外技术引进通过提升数字经济领域专利授权量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但对专利申请的影响较小。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外技术引进对国有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比中低技术制造业企业更易从技术引进中获益，而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受技术引进的影响较小。城市异质性分析显示，非省会城市、内陆城市以及新基础设施较发达城市的技术引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外技术引进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除了要有未雨绸缪的“先手棋”，还要有见招拆招的“对攻术”。由于系统性风险有时隐藏很深并且具有突发性，因此，提前做好发生债务危机时的应对方案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一环。本文将债务危机中的传染性和道德风险纳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根据包含三个变量的贝尔曼动态规划法和三维相位图分析，发现政府可以采用四步法判断是否对发生债务危机的个体机构采取应对措施。根据真实数据估算的参数进行数值模拟，美国银行危机中政府应该在危机爆发时就采取应对措施，这样损失仅为132.23亿美元，如果晚一周采取应对措施，损失会增加到6918.87亿美元；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政府应该在危机爆发后1——5个月内采取应对措施，这样损失仅为700亿元，如果晚半年采取应对措施，损失会增加到1561亿元。本文的研究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见招拆招的“对攻术”提供简单易操作的方案。

通货膨胀如何影响资产价格？经典的“债务-通胀”渠道认为，通胀将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并将财富由银行转移至企业。而本研究发现，不同监管环境下通胀会引起银行和企业间非单调的价值转移。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在债券违约率更高、回收率更低的松监管环境下，通胀使得回收率上升，实际价值从企业向银行转移；在违约率较低、回收率较高的严监管环境下，通胀使得名义债务贬值，实际价值从银行向企业转移。本文利用1994-2025年的A股数据，提供了支持分析的经验证据：08金融危机引发对银行监管的关注和巴塞尔Ⅲ导致了银行价值对通胀的暴露由正转至长期为负，而影子银行的发展又重新降低了银行对通胀的负向暴露。基于DSGE的量化模型中，货币政策与通胀冲击会产生符合分析的价值转移结果。本文为通胀对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为货币政策制定与银行监管提供了重要的关注对象和货币非中性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