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深入探讨了“信贷所有制歧视”现象的微观机理。本文实证发现，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债务成本显著更低，且该成本优势源自国有控股权的“政权关联效应”和“信息释放效应”。一方面，政府向国企提供隐性担保和资源倾斜，并能直接干预银行决策；另一方面，特殊的监管激励机制使国企信息更真实、风险偏好更弱，有更低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以上机制使银行信贷预期损失更低，交易成本更节约，“隐性合约收益”更大，因而会向国企提供更优的信贷条件。可见，“信贷所有制歧视”是当前制度下国企、政府和银行三方利益互动、理性选择的结果。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掌控，削弱其与国企间的利益关联，并从制度上增强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信贷所有制歧视”难题。

企业债务融资“所有制歧视”是一个长期备受关注的领域。国有属性可能通过多重机制使企业在债务融资契约中获得更优的交易条件。本文在综述融资“所有制歧视”存在性实证成果基础上，将其微观机制总结为“兜底效应”、“资源效应”、“干预效应”和“信息效应”，初步阐释了各机制的含义与异同，并指出该领域以往研究的不足，以及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现有研究发现相比国有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具有更少的银行贷款、更短的债务期限结构，从而得出我国银行存在“金融歧视”的结论。但是，现有基于上市公司的研究无法排除债务融资是企业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金融歧视”的结果的解释。本文以1996－2004年IPO公司上市前后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上市前后不同所有制企业与债务融资之间的关系截然相反，而且上市显著的降低了所有企业的债务融资金额和长期债务的比重。综上，我们认为在民营上市公司这个特定的样本中并不存在来自银行的“金融歧视”，恰当的研究应当关注并不具备上市资格的中小民营企业是否面临“金融歧视”。

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不得不面临着不公正的市场环境，即所谓的“翘起的竞技场”问题。民营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规避“翘起的竞技场”问题所带来的约束，这些措施表现出一定关系型合约的性质。在“翘起的竞技场”问题与关系型合约的共同影响下，一些正式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将有所减弱，不同制度之间还可能存在一定的互补效应。本文以2001年至2005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发现：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样本，法治水平成为影响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最重要因素；而对于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样本，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效应，政府通过通过对法律系统、金融系统间接地影响了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价值。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应继续提高法治水平，以保障关系型合约的有效实施。对于经济落后地区，应减少政府干预，推动有关制度共同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