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将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其BBC制度又是中间形式汇率制度的一个典型，故研究其汇率的运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05年人民币汇改隐含BBC的逻辑，所以本研究对理解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也会有所参照。本文在多元线性回归的基础上引入外汇市场压力变量并采用了多结构改变模型（MSCM），通过对新加坡1999年以来的数据测算得到其BBC汇率制度的各组参数，包括汇率篮子的权重分配、权重调整的时点、新元对整个篮子的长期升值趋势和外汇市场干预程度。本文还对比了分析所得结果与新加坡金管局定期对外公布的货币政策立场，发现二者的匹配程度比较好。

按照传统观点，在遭受投机攻击时，中央银行的典型做法是提高短期利率来捍卫本国货币和汇率制度。但批评者认为，高利率会增加经济增长的成本，反而容易引发信用恐慌和产出减少，使投机者更有动机进行攻击，最后在外汇储备即将耗尽前，中央银行权衡得失后不得不实行浮动汇率制。尽管两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但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没有哪种说法是决定性的，反对的观点正逐渐取得上风。

由于发展中国家所发行的货币并非国际货币，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他们面临着更 多的国际金融风险。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发展中国国家需要随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而 不断积累其国际货币储备， 而这只有在使国际收支产生盈余的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下才能得 以实现。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剩余劳动力也意味着其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不仅有 利于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同时也有利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由此，现行人 民币汇率制度的彻底改革应该以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剩余劳动力的消化为前提条件。

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尤其是利率不断的市场化、汇率制度逐步趋向灵活以及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这些已经显著地改变了货币政策操作的外部环境。本文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并利用PcGets软件，实证考察了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广义货币需求、物价、产出、利率、汇率以及股票价格之间的有机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只要适当地考虑资产替代并利用科学的计量方法，我们依然可以得到相当稳定的广义货币需求函数。在最终的误差修正模型中，收入弹性小于1。当期的通货膨胀对实际货币需求有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影响。货币需求对利率并不敏感，这反映出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的事实。汇率的变化率并没有显著地影响货币需求，但是2005年以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确实引致了更多的货币需求。尽管近年来资本市场经历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股票价格无论在我们的长期还是短期模型中都还不显著，实物资产过去是目前仍是中国居民资产组合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资本项逆转在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危机中既是导火索又是预警器。本文运用面板probit模型对1970-2007年207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发现国内经济特征（人均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相应制度安排（汇率制度、资本项管制）及宏观政策的配合是资本项逆转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且金融开放程度、汇率制度等宏观对策对资本项逆转风险的影响效果还受到国内经济特征的明显制约。因此，经历大规模资本流入的国家必须根据本国经济特征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资本项开放宽度和宏观政策，才能有效降低资本项逆转风险，从而保障整个经济的金融安全。

1994年人民币实行单一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经历了四次升值或贬值阶段。货币当局为了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对出口以及国内经济的冲击，在外汇市场上进行了积极的干预，同时为了防止由于外汇干预导致国内货币市场的影响，对外汇干预进行了冲销。本文首先利用事前和事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构建外汇市场干预有效性指数模型，然后利用LS、E-G协整、ECM和State-Space模型估计模型中的结构参数，测算出外汇市场干预的有效性指数。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外汇市场干预是有效的，在一些时期内存在干预超调现象，并且货币当局的冲销行为也是部分有效的。

汇率和物价是开放经济中最为核心的经济变量，同时二者之间又存在密切的联系。本文采用2001年1月—2009年1月的相关数据，针对汇率波动对进口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及消费价格指数的传导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于价格的传导是不完全，其中进口价格对于汇率的波动反应较为敏感，而工业品出厂价格与消费价格对于汇率的波动反应则相对缓慢，特别是无论从长短期的传导效果来看，汇率波动对于消费价格的影响都较为微弱。

本文利用外汇市场压力方法建立并经验地估计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制度弹性。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货币当局在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上的言行一致性问题和不同的实际汇率制度安排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绩效。研究发现：一，“害怕浮动”在为中国提供货币政策纪律的同时，也赋予了货币当局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产出增长的能力；二，人民币实际的汇率制度安排越具有弹性，就越易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反之亦然；三，无论中国名义上宣称了什么类型的汇率制度，实际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越具有弹性，就越不利于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反之亦然。在此基础上，结合汇率制度名义和实际分类法的思想，本文认为，在当前人民币名义上宣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既定前提下，人民币实际的汇率制度表现为“害怕浮动”的特征不仅是合理的政策选择，而且也是有利于中国的福利增进的。

本文在随机一般均衡的非对称两国模型框架下探讨了在外部冲击及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外国投资者的资产调整所诱发的资本流动对欠发达国家名义汇率波动的影响。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开放、投资者的资产调整存在时滞等假设与以上设定的前提下，本文发现：在欠发达国家国内产出波动（相对于发达国家）较大的情况下，当其放开资本流动限制和汇率浮动后，其货币将出现过度贬值。欠发达国家相对较高的产出波动是导致资本流动及汇率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生产率冲击相比货币供给冲击能引发汇率出现更大和更持久的波动。此外，外国居民越注重于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越将加深两国汇率波动幅度，尤其当本国出现意外生产率冲击时，其波动幅度会更大。

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由来已久，然而用粘性价格假设下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却是学术界近几年才开始的事情。本文在一个一般形式的效用函数设定下，运用新近发展的二阶近似技术，在一个两国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多个因素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在其他参数固定于一个简单“标准值”的情况下，模型可以得到单个因素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国家规模越小、国际产品替代弹性越大、相对风险规避系数越大、货币需求弹性越大、劳动供给弹性越大，固定汇率制度越占优于浮动汇率；当其他参数在更为一般的空间取值时，我们发现虽然大部分结论依旧成立，但一些因素，比如支出转换效应，在某些情况下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