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汇率制度战略选择的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了最优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依据，这对我国政府如何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通过确立最优的汇率制度，进而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本文拓展了Michael Frenkel和Christiane Nickel（2001）等人的研究，主要利用修正的Dornbusch“超调”模型，研究了一个具有不同微观结构的外汇市场在不同的资本控制及其不同的控制程度下系统的稳定性特性以及资本控制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一个投资者和投机者同时存在的外汇市场上，不同的资本控制以及不同的资本控制程度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仅仅在于系统是鞍点稳定还是全局稳定；同时，资本控制可以增加产出，提高均衡价格、均衡汇率和均衡实际汇率，也可以使它们下降，这取决于国内外多个经济变量、一些反映国内经济状况的参数以及资本控制、外汇市场风险贴水和外汇风险贴水的资本控制弹性之间的关系。

本文采用社会核算矩阵技术，从一般均衡分析角度，以2005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为冲击对象，在以实际有效汇率为基础形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假设前提下，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情景分析，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贸易顺差状况，同时，可以改善自1999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状况恶化的现状；第二，FDI对人民币升值呈中性特征，但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游资具有一定的吸引作用；第三，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结构升级；但是，人民币升值有可能会加大贫富差距，对当前的严峻就业形势无疑会“雪上加霜”；第四，人民币的升值对提高政府收入水平、增加中国的总体经济的存量水平是十分有利的；第五，人民币升值无论是对采用支出法还是采用收入法计算得到的GDP的影响都不大。

文章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有关资本流动额的变化为切入点，认为我国不仅仅是单向的资本外逃，而且还可能存在资本的双向流动，这一点对于我们探讨现行人民币汇率问题尤为关键。作者分析了影响我国资本流动的各项因素，并对利率平价理论在我国的变形进行了解释。相关的经验研究证实了在我国的确存在资本的双向不完全自由流动。实证结果还表明：自1994年以来中美利差构成中国资本流动主要的解释变量，人民币汇率水平不构成解释变量，其原因是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虽然使套利者无法获得汇差收益，但是为套利者提供了规避汇率风险的保障。不论是国内外对人民币汇率是预期升值还是贬值，资本的双向流动增加了中国政府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压力。文章还从中央银行对冲操作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可持续性问题。根据三角不可能原理，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重新调整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使之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而不是将视野局限于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升值的问题上。

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需要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改革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人们的普遍共识。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如何改革，国内外的观点则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尽管现行人民币汇率还存在着种种问题而遭受西方某些国家的强烈指责，但是应该看到，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而逐步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因而，人民币汇率今后的改革也应该遵循其演进的自然逻辑顺序，而不应盲目照搬和模仿，人民币汇率制度也应该有“中国”特色。

本文的目的是运用较为严密的实证方法来考察和比较东亚危机前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东亚危机后中国这一世人瞩 目的转型经济国家在开放过程中，国内产出和货币、信贷水准及其波动受到外部影响的特征。 通过引入非对称 “时变波动”(asymmetric time-varying volatility) 特征的二元EGARCH-VAR实证模型，论文得到了以下三个主要的结论：第一、虽然为维持名义汇率的稳定，各国政府都积极地干预外汇市场，由此影响了当期内外利差的收敛，但从动态发展的角度上看，包括中国在内的4个国家其金融的实际开放程度都在不断加大。第二、除90年代国际资本移动的鼎盛阶段以外，各国发生的经济波动并不是由外部冲击直接带来的，更多的是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国内经济的不确定因素所导致。第三、通过各国经济波动特征的比较，可以发现汇率制度、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对经济波动有很大的影响。

根据国情的需要，新加坡选择了“监督带调整汇率制度”，本文介绍了这种汇率制度的特征，并通过新加坡与香港的比较，说明了这一制度的优势所在，但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简单地复制到其他小型开放经济体，每一个国家都应根据国情选择和调整适合自己的汇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