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构建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与实体企业三部门联动理论模型，从信贷资源配置视角揭示赋予地方政府正式举债权如何影响企业融资。在此基础上，以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匹配2010-2022年我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债改革对企业违约风险具有显著缓释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债改革能够抑制融资平台对信贷资源的刚性挤占，推动信贷资源从融资平台向一般企业重新配置，进而通过提升信贷可得性、缓解流动性约束以及降低融资成本、纾解偿债压力双重路径缓释企业违约风险。对于非国有控股、融资约束较强、短债长用较严重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地方债改革的风险缓释效应更加突出，表明地方债改革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融资主体具有更强边际改善效应。本研究为理解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实体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健全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营造公平稳定的实体融资环境提供了政策参考。

既有研究多基于广义货币M2展开总量分析，对交易货币M1的结构性损耗及其微观形成机制关注不足，难以完整解释我国“宽货币、弱实体”的典型特征。本文回归费雪原始交易方程的核心内涵，构建T1-T2-T3交易层级三分法分析框架，拓展Baumol-Tobin企业现金持有模型与银行资本约束下的信贷配置模型以搭建微观基础，引入M1灭失系数修正传统交易方程，设计债务利息消耗率与M1当期灭失率两项核心量化指标。研究利用2000—2024年省级季度面板数据，结合双向固定效应、Bartik工具变量、资管新规准自然实验、面板门槛模型与3SLS联立方程等多重识别策略展开系统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债务利息消耗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M1当期灭失率平均上升0.31个百分点，该因果关系在多重识别策略下保持稳健；M1灭失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呈现单门槛非线性特征，省级面板临界值为7.24%，突破阈值后负向冲击强度放大2.4倍，全国年度口径阈值更高，且2019年以来已持续处于临界区间上方；交易收缩、乘数衰减、流动性约束、预期反转四重传导渠道的合计中介效应占比达42.7%；样本期内存在唯一结构性断点，时点位于2020年第一季度，此后债务对交易货币的挤占效应明显增强。研究结论可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优化债务治理框架提供可量化的结构性分析工具。

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存在一组结构性矛盾：货币供给总量持续扩张，制造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流动性约束并未同步缓解，应收账款回收期居高不下，融资成本下行节奏明显滞后。现有研究多在“实体—金融”二元框架下讨论脱实向虚问题，忽略了债务履约具备法定刚性、优先偿付的特殊属性，难以解释总量宽松与结构性紧缺并存的现象。本文回归费雪交易方程的全口径内涵，将广义交易拆解为实体生产、金融资产交易与债务履约三个层级，构建三层流速分析框架；借鉴结构力学弹塑性变形逻辑，结合企业两期现金流约束模型内生推导实体流动性的非线性断裂阈值。基于2000—202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门槛回归、强度双重差分、马尔可夫区制转换、局部投影与工具变量法展开检验。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债务交易层流速持续显著高于金融层与实体层，传统单一GDP口径对真实货币流通压力存在系统性低估；债务流速存在约15.4%的临界阈值，突破阈值后对规上工业应收账款回收期的挤压强度呈非线性放大，且塑性断裂区间具备强粘性与低可逆性，总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衰减；小微企业对应的断裂阈值更低、受冲击强度更大，弹塑性机制具备全域普适性。本文从流量分层视角拓展了资金脱实向虚的理论分析体系，可为地方债务长效治理与结构性货币政策设计提供量化依据。

伴随着老年人对金融服务的迫切需求，养老金融已经从理念推向行动，成为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 立足人口老龄化视域，结合当前养老金融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探讨了养老金融从理念 到行动的内在机理与发展举措。首先梳理了养老金融的内涵意蕴，创新性归纳出养老 金融的宏观论、微观论和组合论，并阐述了养老金融的“产业属性”“事业属性”及其 蕴含的特殊使命和时代价值。其次分析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发展养老金融的驱动因素， 揭示了养老金融在应对潜在供养风险、老年抚养风险、养老金缺口风险以及推动银发 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驱动作用的内在逻辑。最后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分别提出养 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的老年人金融参与环 境，包括以法治为根本的推动养老金融顶层设计、以市场为核心的释放政府综合协调 作用、以监管促协调的推动养老金融有序发展；立足全生命周期，分阶段提升消费者 金融素养水平，包括注重基础教育的引领作用、重点提升中青年群体金融素养水平、 从正反两方面大力开展养老金融教育等；多渠道提高收入，打破养老金融参与的流动 性约束，包括提高退休群体收入水平、拓宽老年人增收渠道、盘活老年人“僵尸资 产”等。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实施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在内的“逆周期”财政调节政策对促进企业劳动力雇佣、实现“稳就业”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产业关联度视角出发，基于2010-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债务置换政策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置换具有“稳就业”效应，并且与政府关联度更高的基建行业受到债务置换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债务置换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欠款偿还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改善企业预期等机制促进企业劳动力雇佣。本文的研究对准确评估2024年开始的新一轮债务置换政策效果，优化“逆周期”财政政策设计、实现“稳就业”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影子银行监管政策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面临流动性约束和影子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4-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银行理财产品视角探究影子银行监管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贷款数据识别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关联，并结合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据构建企业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敞口指数。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前对银行理财产品敞口较高的企业在此后的信贷可得性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无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与银行信贷关联较为单一的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前对理财产品依赖程度较高的银行在此后的非流动性资产持有比例显著降低，资产端流动性囤积水平明显上升，该效应通过银企信贷关联传导至企业并导致其信贷可得性降低。本文厘清了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当前经济环境下,政府为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而做出的重要举措,因而科学评估留抵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进一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 2013—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 2018 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规模,该结论在进行动态效应分析、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同时期政策影响以及替换模型设定形式四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通过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实现。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融资约束高、劳动密集型、税收征管强度大的企业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员工占比和员工工资水平,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文章结论为政府部门通过留抵退税政策实现“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近年来，一方面，我国消费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另一方面，房地产价格整体上升。那么，房价将如何影响了居民消费？利用蚂蚁金服2017年1月到2019年4月100万抽样用户的淘宝消费与“中国百城房价”数据，本文考察了房价对居民消费的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房价的上升对消费有抑制作用，且导致了消费降级；第二，流动性约束较高的用户，房价对消费的负向影响更高；第三，上述效应具有异质性，房价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主要作用于享受型消费、对收入较低的群体更加显著、且主要体现在三线及以下城市。以上结论在多种检验下保持稳健。本文提示了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风险，以及缓解居民流动性约束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互联网消费信贷迅速增长，其模式与客群显著区别于传统信用卡，值得探究。本研究选取某代表性平台的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其业务团队曾于2017年6月展开内部测试，对同期满足信贷准入的用户随机分为准入组（实验组）和非准入组（对照组），以检验互联网消费信贷的现实影响。利用这一套独特的微观用户随机实验数据，本文对比准入组与对照组的约10万用户在实验前后的消费变化，研究发现：第一，在实验期间，互联网消费信贷显著增加了消费，月均消费增加幅度在73-92元之间；第二，互联网消费信贷同时增加了线上与线下消费，未发现对传统信用卡的挤出效应；第三，其主要作用渠道是缓解流动性约束，消费促进作用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用户更为显著。本文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既提示了普惠型消费信贷对提振消费的意义，也为指引互联网消费信贷健康发展提供了依据。

过去十多年，伴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中国城镇家庭住房财富快速上升。而创业对推动创新、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 2015 年和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本文发现，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财富增加 10%，家庭新增创业的概率上升 5.7%。本文还发现，住房财富显著扩大了创业家庭的经营规模，提高了创业家庭的经营绩效，并且显著增加了雇佣劳动数量，降低了家庭成员在创业项目上的劳动供给。同时，住房财富降低了家庭创业失败的概率，提高了家庭未来创业的意愿。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财富在三四五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对促进家庭创业作用更显著；住房财富对户主未接受高等教育、身体健康的家庭创业影响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住房财富不仅对促进家庭新增创业有积极作用，还促进了家庭新增主动创业。住房财富对中年家庭的创业决策有积极影响，但是并没有显著促进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创业。本文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住房财富增加所带来的信贷效应和财富效应，通过提高工商业信贷可得性和缓解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家庭创业。本文的结论表明，住房财富是促进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的助推器，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重视住房对家庭创业行为的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