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我国沪深两市1997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数据，分别在二元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和Carhart(1997)四因子模型框架下检验了我国股市收益与市场流动性的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市单位流动性风险溢价存在显著的时变性，可区分为“低流动性β”和“高流动性β”区制；但是，当控制了Carhart四因子后，时变性仍然显著，低流动性β区制下的流动性溢价则不再显著。此外，我国股市存在流动性转移（flight to liquidity）现象。股市的高换手率、高波动和经济增长的放缓可对此时变性进行预测，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变量则不具前瞻性。

本文通过分析股票之间定单流的相互影响,以及前期市场条件对不同股票收益率影响的差异,讨论了中国股票市场上的“安全性转移”(Flight-to-quality)和“流动性转移”(Flight-to-liquidity)行为。实证结论发现:控制了市场共同因素以及股票之间定单流、流动性和收益率的领先滞后关系后,高风险与低风险两类股票之间,一类股票定单流上升时,另一类股票当期收益率显著下降;前期市场收益率下降、市场处于下跌时,高风险股票收益率显著下降,而低风险股票收益率显著上升。中国股票市场内部风险不同的股票之间存在“安全性转移”,而在市场下跌引起的“安全性转移”中,投资者倾向于选择流动性更好的股票,使得股票流动性对收益率的影响增强,“安全性转移”中伴随着“流动性转移”。

本文分析了我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补偿问题，讨论了国债市场内部不同债券之间的“流动性转移”（Flight-to-liquidity）行为以及国债与企业债市场之间的跨市场“流动性转移”行为。研究结果发现：流动性显著影响我国国债市场收益率；我国国债市场上，国债市场内部不同债券之间的“流动性转移”行为显著，当投资者发现债券的流动性变差时，将在国债市场范围内选择流动性好的债券进行投资转移；国债市场与企业债券市场之间的跨市场“流动性转移”行为比较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