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通过构建 DSGE 模型，分是否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两种情况探讨了供给和需求冲击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与不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情况相比，当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时，由于“费雪效应”的存在会从两方面改变供给和需求冲击对一国产出、消费、劳动、通胀率和实际利率等经济变量波动的影响：一是会改变对一些变量影响的方向，二是从影响的程度来看，零利率下限约束存续的期限越长经济变量波动的幅度也越剧烈。随后我们分析了我国零利率下限约束的特征事实，认为我国自 2004 年以来先后经历了一个受零利率下限约束和不受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时段，并应用时变参数模型对比分析了上述两个时段内供求冲击下我国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动态响应轨迹，结果基本证实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最后，基于本文的分析我们也对当前国内外环境下我国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互联网消费信贷迅速增长，其模式与客群显著区别于传统信用卡，值得探究。本研究选取某代表性平台的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其业务团队曾于2017年6月展开内部测试，对同期满足信贷准入的用户随机分为准入组（实验组）和非准入组（对照组），以检验互联网消费信贷的现实影响。利用这一套独特的微观用户随机实验数据，本文对比准入组与对照组的约10万用户在实验前后的消费变化，研究发现：第一，在实验期间，互联网消费信贷显著增加了消费，月均消费增加幅度在73-92元之间；第二，互联网消费信贷同时增加了线上与线下消费，未发现对传统信用卡的挤出效应；第三，其主要作用渠道是缓解流动性约束，消费促进作用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用户更为显著。本文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既提示了普惠型消费信贷对提振消费的意义，也为指引互联网消费信贷健康发展提供了依据。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的家庭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 DSGE 模型，解释了负向 TFP冲击如何引起实际 GDP 增速下行与房价、债务上涨并存的现象，且负向 TFP 冲击的持续性决定了房价、债务是否出现“逆周期”及其规模。本文基于以下逻辑：负向 TFP 冲击导致收入下滑，消费跨期替代弹性异质性使得部分家庭有倾向于减少住房支出去平滑消费，相对地另一部分家庭倾向于增加住房投资，一方面，随着消费恢复住房需求快速回升，实际住房价格由低到高，同时利率下行，财富从储蓄者向借贷炒房者转移，形成住房财富两极分化，这种分化同时强化了储蓄家庭的居住需求和借贷炒房家庭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金融中介通过吸收部分家庭的储蓄并向另一类家庭放贷，通过利差不断积累净值，更高的净值对应更多的住房贷款，二者共同推动房价的持续上升。冲击的早期，两类家庭提供更多劳动获得可支配收入，劳动意愿上升部分抵消了产出下滑，随着住房价格上升及信贷繁荣，家庭减少劳动时间，实际产出随之下降，形成房价与债务的“逆周期”现象。央行通过盯住利差，或在货币政策规则中引入金融中介杠杆因子等途径干预信贷能够消除房价与家庭债务的“逆周期”现象。最后，从信贷错配的角度出发，房价上涨是预算软约束下财政刺激、不确定性上升引起的“副作用”。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为研究货币政策在股票定价中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A股市场数据，构建以货币政策为条件变量的条件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改进的模型能够显著提高CCAPM模型对市场整体收益和截面收益差异的解释能力，以M1增速为条件变量效果最好。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主观贴现因子和相对风险厌恶影响市场收益，体现出消费因子风险暴露的时变性，引起各股票组合收益变化；低市值和低账面市值比组合受货币政策影响的敏感性更高。

普惠金融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采用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国家统计局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金融的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地域异质性。首先，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削减效应。其次，引入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普惠金融对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起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生活水平对环境污染的正向中介效应，仍会造成污染加剧。然后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边远地区，普惠金融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最后进行总结，填补普惠金融领域的研究空白，为政府在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协同生态环境提供启示与建议。

政策性农业保险以其金融杠杆的优势，辅以财政补贴的政策优势，日趋成为政府保障农业稳定生产、农民可持续性收入的利器，呈线性增长的趋势。然而，分销渠道较为单一、信息流通受限、信息不对称等约束因素一直制约着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率更大范围推广。“互联网＋”任何经营模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已经深度打破传统的时间、空间的禁锢，使得经济利益呈几何增长的态势。“互联网＋”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构建，符合当前农村消费者的消费模式，探底农业生产经营者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与承受能力，也更加符合保险公司多维度营销模式。随着国家的“互联网＋”战略的覆盖面推广，其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融合，应该率先涉足农产品自然灾害保险和农产品价格保险两种险种，从互联网平台功能界定、供给侧政策扶持、风险转移等角度进行精雕细琢。

公司债能否合理定价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公正、有效地运行。针对中国尚不成熟的金融市场，在分析公司债信用利差时，除了关注微观因素外，更加应该重视宏观因素。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为2007年至2016年共10年的中国公司债到期收益率的周面板数据；宏观因素不仅包括如消费者物价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股票市场指数等传统宏观因素的指标，同时纳入了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影响力度日益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货币供应量、以及工业发电量等多维度的宏观指标。利用控制时间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以上宏观因素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方向和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结构化模型的解释力随公司债信用评级的降低而升高；货币供给量M1与M2的增幅与中国公司债信用利差为正相关，但回归结果不十分显著；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回归系数在不同评级的债券中出现了显著正负交替的现象，这可能是受中国市场主体近年来对持续的物价上涨，存在适应性与理性这两种不同的预期所致；在与公司债信用利差正相关的宏观因素中，除了采购经理人指数、沪深300股指以及工业发电量外，固定资产投资额最为显著，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公司债定价影响最大。

基于电商平台的消费信贷的出现，给金融监管者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利用模型分析了电商平台消费信贷的经济福利影响，并得到四个结论：第一，如果银行无法提供充足的消费信贷，那么电商平台就有激励提供信贷，以支持规模经济并扩大交易量。第二，电商平台提供的消费信贷越多，它们的市场势力就越大，就会带来更多的效率损失。第三，电商平台消费信贷扩充了货币政策的信贷传输渠道。第四，由于消费者存在现时偏见，电商平台相比银行更有可能过度授信。这些结论值得监管机构关注。

本文阐明了一个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大股东掏空的理论机制，并以地方市委书 记变更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 市委书记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掏空行为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影响关系在 两权分离度较高、终极产权为非国企、盈利稳定性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来看，大 股东掏空是导致政策不确定性下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在职消费增加的主要原因;在 受到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大股东基于私利的利益侵占行为挤出了企业实体投资。此外，大 股东掏空具有明显的择时效应，仅在地方市委书记更替当年、下一年其具有较为显著的侵占 行为。本文研究结论显示，因地方领导人变更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推动大股东利益侵占的重要 外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