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复杂性等同于不确定性的基本思想，提出了集群性复杂系统（以下简称复杂系统）的定义并推导出复杂系统的一对度量（C_d，C^±）方法，使得不同的复杂系统相互之间具有了可测可比性。 C_d是度量系统复杂性的一个指标，复杂系统的复杂性是由系统内的个体不确定性、能量（信息）大小、个体几何标度的综合变化所决定。“涌现”是复杂系统一个重要的特征现象，通过C_d可以度量系统呈现涌现的结果。 复杂度C^±是度量复杂系统平衡态的一个指标，度量复杂系统内各种力量对抗后形成的平衡状态，是描述复杂系统“自组织平衡”变化和波动的参量。 复杂系统度量属于基本参量，其原理和计算完全适用于模糊数学和灰色控制论这两门学科的模糊度和灰度的度量使用。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新型金融组织、业态和产品不断涌现，给传统的机构型分业监 管模式带来了重大挑战，中国金融监管进入大变革时代。在 2017 年 11 月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后， 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调整原来的 “一行三会” 为 “一委一行两会”。此番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监管 协调，引入功能监管和强化审慎监管，但仍然保留了以行业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体制。在监管逻辑上，应当借鉴 经济学的丁伯根法则和公共选择理论，金融监管应当以统筹防范金融风险为中心，根据金融风险的分类界定监 管政策目标，配置相应的政策工具，最大限度地利用协同效应和减少冲突效应，并保障监管部门有能力抵制相 关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在改革路径上，虽然没有在根本上变革监管模式，但这符合我国现阶段金融特点和市 场发展水平，值得充分肯定; 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监管体制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具体国情， 进行监管模式的转变和创新，从分业监管完全转为混业监管。在混业监管模式中，不宜采用将各个分业监管机 构简单合为一体的统合监管模式，而应采用目标 ( 双峰) 监管模式，按照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的目标差异划分 监管职责和设立监管机构。

LIBOR操纵事件给我国如何规范发展SHIBOR敲响了警钟。近年来商业银行挂钩SHIBOR理财产品的大量涌现，SHIBOR报价银行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可能存在高报或低报SHIBOR的内在动机。对此，通过对某报价银行2010－2011年期间7天SHIBOR和3月SHIBOR理财产品的分析，从而对该期间SHIBOR是否存在高报或者低报的操纵行为进行假设检验。检验表明，在理财产品销售期间，报价银行可能存在高报SHIBOR行为，以提升人们对预期理财产品收益率的期望，而在理财产品的计息日期，未发现低报SHIBOR行为。

随着VaR模型的不断创新，各类VaR模型的比较技术也由采用单一的回顾测试转变为设计一套较完整的比较评价体系来进行比较研究。近十年来，通过将指标评价工具、假设检验工具和比较评价工具三类VaR模型的比较工具进行不同的组合，学术界涌现出了大量相关的理论和实证文献。本文尝试对其进行较全面的回顾，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初步探索。

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机制不但完善，给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上市公司大批量的涌现，但是上市公司的质量参差不齐，最早几批上市的公司名称早已不见了；大部分上市公司“不务正业”；业绩逐年下降。上市公司改制、从组、收购、兼并等想尽一切办法求生存，谋发展。而银行的发展离不开企业，近几年上市公司是银行授信争夺的焦点，但隐藏着巨大的潜在的风险。

非线性科学不仅起到开阔眼界、解放思想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有效手段。金融市场（股票、期货）价格波动是非线性的，对价格进行描述只能是一个非线性方程组，而非线性科学研究表明，孤立波正是非线性方程的解。“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投机模型”是凯恩斯“选美问题”求解途径。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在新世纪将会涌现出金融学的新纪元。

[摘要]：以信用担保为中介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主要发展和成熟于欧美、日本等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迅速涌现各有特色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创造了一定效益，但由于多种原因，也制约着其本身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尚不完善，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本文从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发展的现状入手，全面分析在建设信用担保体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具体地指出完善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措施，以此促进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健康发展。

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经过不良资产剥离等调整举措之后，由于信贷资金的大量闲置和客户规模的大幅缩减，各行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在授信业务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竞争中竞相放低准入门槛，导致目前在国有商业银行授信领域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新增投放过量增加，授信总量大幅攀升，负债业务的增长满足不了资产业务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新的不良资产不断涌现，尽管资产总量这一“分母”的扩大掩盖了资产质量下降的“苗头”，但是新账不良绝对额不断上升却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体现的正常贷款还可能转化为不良。因此，银行授信风险的控制与管理的提出，显得尤为必要和合乎时宜。我们认为：授信风险的控制和管理，关键要从观念、机制、思路、客户准入、人员素质等方面抓好风险关口的前移。 观念的前移是风险关口前移的前提 机制的前移是风险关口前移的关键 思路的前移是风险关口前移的基础 授信客户准入关口的前移是风险关口前移的标志 人员素质关口的前移是风险关口前移的保障

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经过不良资产剥离等调整举措之后，由于信贷资金的大量闲置和客户规模的大幅缩减，各行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在授信业务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竞争中竞相放低准入门槛，导致目前在国有商业银行授信领域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新增投放过量增加，授信总量大幅攀升，负债业务的增长满足不了资产业务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新的不良资产不断涌现，尽管资产总量这一“分母”的扩大掩盖了资产质量下降的“苗头”，但是新账不良绝对额不断上升却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体现的正常贷款还可能转化为不良。因此，银行授信风险的控制与管理的提出，显得尤为必要和合乎时宜。我们认为：授信风险的控制和管理，关键要从观念、机制、思路、客户准入、人员素质等方面抓好风险关口的前移。 观念的前移是风险关口前移的前提 机制的前移是风险关口前移的关键 思路的前移是风险关口前移的基础 授信客户准入关口的前移是风险关口前移的标志 人员素质关口的前移是风险关口前移的保障

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大大加快了，这使中国获得一个更为开放的市场，同时也使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在这个资本流动迅速、信息网络便捷、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国际间流动的资本成为了当今世界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力量。但是在这股力量中也隐藏着令人担忧的安全性问题，其中资本外逃就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无法忽视的一个影响金融安全的重要问题。在我国，越演越烈的资本外逃不仅部分抵消了我国引入外资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了我国经济的一大隐患。要消除这一隐患，只有正确认识资本外逃的现状、成因和控制方法，才能保证在金融一体化的浪潮中有效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在阅读了大量关于资本外逃的国内外文献后，笔者发现国外学者对资本外逃的成因和其作用过程提出大量新观点，而国内学者在对我国资本外逃的研究中，还未充分运用一些新的观点来解释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而且目前还没有把理论发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各方面结合起来专门研究我国资本外逃动因的文章。因此，本文把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了我国资本外逃动因分析上，充分借鉴外国学者对资本外逃成因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成果，集中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进行了分析。 本文首先介绍了资本外逃的相关理论的发展历程，并重点研究了几个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经济理论，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对我国资本外逃的成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根据我国存在的资本外逃的主要动因，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结构基本如下： 第一章按照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对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理论进行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从上个世纪初金德伯格在《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一书中提出的资本外逃的“避险说”，到68年格鲁贝尔用国际资产组合理论对外逃的解释，再到80年代经济学界涌现的大量关于资本外逃的理论如：汗和哈克提出的不对称风险理论，伊格提出的秘密货币学说，卡丁顿的资本外逃“投机说”，杜利提出的“规避管制说”，EATON关于私人债务国有化前提下资本外逃机理的模型等等.文章还简介了我国学者在资本外逃方面的部分研究成果，以时间为序勾列出了资本外逃动因理论的基本发展历程。 第二章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几种受学界关注的资本外逃动因的作用机理，从理论的层面上对资本外逃动因进行了分析。一是根据伊格•沃尔特的“秘密货币”理论中提出的收益、风险和保密性之间的关系对进行国际资产投资组合的影响，分析了上述三个因素对国际间资产组合的作用机制，清晰地揭示了三种因素引起资本国际间流动（包括在可自由流动和存在管制两种条件下）的机理，说明了资本外逃实际上是资产持有者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为实现自身福利最大化而进行国际间资产组合的一个经济后果。 二是阐述了国际资产组合理论中分散化问题对资本外逃的作用机理。由于随着资产分散化程度的提高、资产相关程度的降低，资产组合的风险能得以有效的降低，因此，居民为了在保持一定收益水平的条件下降低资产的风险，就会尽量在国际间进行资产组合，从而引起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当这种资本流动受限时，就会导致分散化动机引起的资本外逃。第三节用税收不对称模型揭示了当国内外资本面临不同的待遇时，引发资本外逃的作用过程：内外资的不对称税收政策→内外资税后收益率的不同→居民资本外逃。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第三章对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进行研究：首先在众多关于资本外逃定义的基础上，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范围进行了限定，认为在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我国的资本外逃应为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是超出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资本流出；接着文章对计算资本外逃规模的三种方法进行比较，选用了经过调整的余额法来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估算（表3-1），并考察了我国资本外逃规模的基本发展趋势；最后文章对我国资本外逃的渠道进行了考察，总结出六类外逃的方式。 第四章在前三章的基础上，结合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理论和我国的现状，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资本外逃动因进行深入分析。第一节运用了第二章介绍的相关理论，从收益、风险、保密性、分散化需求和不对称税收政策等方面考察了中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和作用过程，总结出影响我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内外实际利差、内外资政策的不对称性、汇率风险、财政赤字及通货膨胀风险、政治风险、资产分散化动机、保密性、以及外汇管制造成的“老鼠夹子效应”。在第一节规范分析的基础上，第二节首先提出了基本的回归模型（*）式，并引入了相关的可量化变量，然后运用Eviews软件，用1982-1999年18年的数据，就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经济增长率、不对称税收政策等因素对资本外逃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对我国资本外逃有显著影响的可量化因素包括：滞后一期的财政赤字FIS（-1）、滞后一期的通货膨胀率INF（-1）、我国实际有效汇率EX、中美实际利差I、我国名义利率R、中国内外资税收政策的不对称性DUM。同时，通过实证还发现经济增长率GROW这一因素对资本外逃也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对我国资本外逃动因进行分析后，我们不禁要问：资本外逃的发生究竟会对一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控制资本外逃、消除其不良影响？第五章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该章首先从资本外逃对一国经济的一般影响机制入手，分析了资本外逃对降低国家信用、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平衡、通过收入再分配效应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对一国金融市场的不良影响，然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资本外逃会在削弱我国经济发展后劲、抵消扩张财政政策的效果、动摇居民对人民币的信心、助长腐败等方面给我国经济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充分说明了控制资本外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节在前面各章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及其影响机理，对症下药，提出了1、继续推进金融深化，完善金融体制；2、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通货膨胀；3、制定合理的外资政策，避免政策不对称性引起资本外逃；4、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加大打击腐败、经济犯罪等的力度；5、尽快明确私人合法财产受《宪法》保护的地位；6、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确实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7、加强外汇管理；8、通过国际协调来抑制或管理外逃资本等八条建议，以对我国资本外逃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消除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 本文在分析资本外逃动因这一问题上，注意了国外理论发展与我国实际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既充分运用了理论的有用部分，又不照搬理论，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本文运用定义、列举、比较、实证等多种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了我国资本外逃的各种成因，并提出了从根源上控制资本外逃的一些政策建议。但是由于笔者本身的局限性和这个问题的深广性，文章仍存在许多不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