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资本账户开放和 QDII 重启，跨国资产配置强化了国际原油、国内大宗商品和股市收益的联动性。考虑到各市场间的内生性关系，本文在贝叶斯框架下构建了结构式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实证分析 2007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的三市价格收益的立体时变关系。研究发现，QDII 重启后，跨市组合投资使三市统一体系的总体溢出效应受到强化，系统的联动效应增强，而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和股市在体系内的影响地位也有所提升。同时，结果表明，国内两市收益对国际油价上涨的脉冲响应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时变特征，在牛市阶段，两市收益的脉冲响应表现为正效应，而在熊市阶段则体现为增强的负效应。其次，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在不同市场周期均体现为正效应，而对国内股市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存在正负转变特征。最后，国内股市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基本为正效应，但在流动性萎缩阶段，股价上涨在短期对油市资金存在“虹吸效应”会对油价产生负影响；而国内股价上涨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均为正效应，并且稳健可持续的“慢牛”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正影响表现更加稳健。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现阶段增强国内两市抗风险能力和提升在国际市场影响力的若干建议。

动量因子是资本市场上表现最为稳健强劲的投资因子之一，本文研究了中国股市和债市间的动量溢出效应。结果发现，我国股市动量持续期约为 6 个月，债市动量持续期约为 12 个月，并且股市和债市之间存在动量溢出效应，股市持续上涨对债券价格有负面影响，而债市持续上涨对股票价格影响则是正面的。基于动量溢出效应构建的跨资产动量组合收益高于传统动量组合，风险对冲效果更好。进一步研究两个市场间的动量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在股市动量传导至债市渠道上，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发挥了中介作用，该作用在股市牛市期间显著，而在股市熊市期间不显著，在债市动量传导至股市渠道上，股市融资机制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些发现拓展了国内动量效应的研究，有助于投资者制定科学投资策略，为监管机构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提供依据。

为了实现A股长期稳健发展的夙愿，使之成为长期资金可以依托的健康市场，我们对中美股市进行了多指数（中美四个指数）、多收益（差价收益和全收益）、多算法（自然年份、年度长周期和交易日长周期）、多周期（1-20年）的“四多”统计与分析。数据显示，A股的年度和长周期收益率波动性都很大，尤其是最高收益率超过美股。美股在长达百年的历程中虽经世界风云变幻，相对于A股，其实没有特别高的波动记录，但却有多年连续牛市的记录，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40年间已经出现了三次“准十年牛市”。从统计分布来看，美股指数呈现比较良性的“负偏态”，A股则几乎与此相反。其实，自沪深交易所成立以来，至今A股的累计涨幅是高于美股的，所以A股有条件走得比美股“更美”。本文建议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消除股市投机性暴涨、防止透支中国经济基本面、使A股积累内生的正常涨跌基因。

最近2014-2015年我国股市出现大幅波动，这为研究极端市场条件下指令不平衡与收益之间关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背景。本文基于上证50成分股的高频数据，研究了极端市场条件下指令不平衡与收益的关系。我们发现：(1)指令不平衡与收益在横截面上正相关，相比于正常市场条件相关性在极端市场条件下更大；(2)指令不平衡与同期收益呈现显著正的相关且熊市期间的相关性要显著强于牛市期间，指令不平衡与同期收益的关系随着市场状态的变化而变化；(3)指令不平衡对收益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且在牛市和熊市期间预测能力相差不大；(4)以上结论在控制Fama-French三因子后依然成立。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极端市场条件下价格有效性较低，我国股市有效性亟待完善。

在金融市场典型事实约束下，运用 ARFIMA-FIAPARCH 模型和极值理论分别对条件波动率和标准收益极端尾部建模，计算出各股市的极端风险，进而探讨在不同的市场波动状态下中外股市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及其变化规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沪、深、港三个中国股市之间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在剧烈波动期强于相对平静期，熊市期间强于牛市期间。同样地，三个国外股市之间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剧烈波动期强于相对平静期，熊市强于牛市。但是，中外股市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与上述结论相反，即相对平静期强于剧烈波动期，牛市强于熊市。

在金融市场典型事实约束下，运用 ARFIMA-FIAPARCH 模型和极值理论分别对条件波动率和标准收益极端尾部建模，计算出各股市的极端风险，进而探讨在不同的市场波动状态下中外股市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及其变化规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沪、深、港三个中国股市之间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在剧烈波动期强于相对平静期，熊市期间强于牛市期间。同样地，三个国外股市之间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剧烈波动期强于相对平静期，熊市强于牛市。但是，中外股市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与上述结论相反，即相对平静期强于剧烈波动期，牛市强于熊市。

本文基于中国股市中股票除权后的价格过度联动现象，重点研究了投资者分类偏好在股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投资者情绪对过度联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除权后股票价格与低价股组合的联动明显加强，而与高价股组合的联动却明显减弱；（2）投资者情绪对过度联动存在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情绪高涨的牛市行情期间，该影响尤为明显。该研究为BSW（2005）基于偏好的联动提供了直接的中国经验证据，同时为投资者情绪对资产定价存在重要影响的行为金融学解释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基于国内普通股票型基金2004~2010年的样本，我们发现总体上基金的现金流与当期业绩成正比关系，同时与前期业绩成反比关系，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该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由于基金业绩在不同市场周期具有不同的持续性，投资者在基金收益的同时会考虑到期业绩持续性。牛市中基金业绩持续性较差，投资者倾向赎回前期业绩较好的基金；而在熊市，基金业绩持续性较强，投资者倾向赎回业绩垫底的基金；实际上，基金投资者能自己做出理性的选择。我们的结论支持基于当期基金业绩-现金流关系对基金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并对国内“基金赎回异象”作出了解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国金融市场将对外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和投资环境将变得更加复杂。国际上，西方主权国家和日本的债务危机，以及西方国家的失业率的等问题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在国内，房价和CPI居高不下，我国政府频繁加息和提高准备金，但效果不是很明显。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和稳定物价是我国当前两个最棘手的问题。地震、战争等因素给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慌，进一步增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投资者将更加关注投资风险。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包括QDII基金在内的国内基金公司公募基金资产净值为25184.54亿元，其中开放式基金占公募基金资产的90%以上的比重。所以，研究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风险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研究开放式基金不同投资策略的风险，通过了解不同类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策略，熟悉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的风险特性。分析不同类型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波动率，让投资者理解开放式基金风险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风险收益偏好选择不同类别开放式基金，对比基准指数进一步估计单只开放式基金波动状况。 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风险。运用GARCH-M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投资风险，EGARCH模型研究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波动是否存在非对称型。 本文的研究结论：1）GARCH-M模型对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拟合效果较好，在本文研究的中证开放式基金指数体现出金融理论中高风险高收益的有：股票型基金指数、混合型基金指数、货币型基金指数、ETF基金指数和QDII基金指数，只有债券型基金指数估计出的均值方程方差前的系数为负，众所周知，债券型基金风险最小。2）信息冲击非对称性在开放式基金指数中比较复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绝大多数策略的开放式基金“利空消息”和“利好消息”都会加大指数的波动率，但是本文没有得出“利空消息”作用大于“利好消息”作用的非对称性的结论， ETF和QDII表现出了“利空消息”作用大于“利好消息”。通过分析得出我国基金经理们在利好或利空时都表现出了羊群效应的结论，他们没有合理地控制风险，跟散户一样追涨杀跌，而且利空弱于利好，说明基金经理追涨时更疯狂。因此，建议我国投资者在牛市中选择 值较高的股票会收益更好，在熊市中选择 值较低的股票风险更少。

本文通过对比IPO样本与匹配样本之间买进持有收益率的差异，来衡量中国A股市场实行保荐人制度之后的新股长期弱势异象，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虽然实行保荐人制度之后A股仍然存在新股长期弱势异象，但不是由于新股公司具有缺陷造成，而是由于市场牛熊状态和新股定价方式等外部因素造成。牛市发行的新股更易发生长期弱势，熊市发行的新股不易发生长期弱势，新股长期表现具有显著的中期惯性和长期反转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