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 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 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 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 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 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 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 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 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 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 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近年来，我国物价水平不断攀升，通胀压力不断加大。什么原因导致我国物价水平上升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从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速度角度，采用平滑过渡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1996年以来的月度数据，研究了货币与物价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论表明：货币供给对物价的影响依赖于经济所处的状态（高通胀和低通胀两种不同的状态）；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会导致物价同方向变动，且不依赖于经济状态；应对物价变化，我国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的时滞。

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一国内部地区/城市间价格水平差异的全面均衡模型。其核心思想是， 生产方面的聚集效应与体现为高房价和高服务业价格的“拥挤效应”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由不同类 型城市所组成的城市体系，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物价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居民技能水平等方面 都呈正相关。该模型同时是一个关于国际价格水平差异的替代性理论。模型还表明，与学界流行观 点相反，经济一体化与地区间价格差异程度并无必然联系。

本文对亨德森（Henderson, 1974）开创的新古典城市体系理论加以拓展，提出了一个关于 一国内部地区/城市间价格水平差异的一般理论。作为一个全面均衡模型，该理论可以解释所谓“国 内宾大效应” ，即一国内部各城市在人口规模、物价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居民技能水平等方面都 呈正相关的现象。该模型同时是一个关于国际价格水平差异的替代性理论。本文还表明，与学界流 行观点相反，经济一体化与地区间价格差异程度并无必然联系。

中国经历汇率制度改革后，外部经济失衡业已成为政府部门和外汇管理当局的“棘手”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2000 年1 月~2008 年2 月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外汇储备累积带来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影响，借助ARCH 模型和TVP 模型进行动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外汇储备在长期内影响价格波动，而对产出的影响具有短期性；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波动系数为-0.09，外部失衡下经济高增长波动较小；反而低速增长时期的波动加大；而对国内宏观金融的影响则恰好相反（分别为0.08和0.689）；TVP 模型检验认为国内产出增加和FDI 流入都上是国际收支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而进口和外汇储备占款成为国际收支失衡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综合分析认为，借助汇率、利率、物价水平进行国际收支调节和外汇储备调整是当前解决“内外”经济平衡的关键。

本文利用1979年至2007年的经济数据，主要运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中国长期货币中性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发现：（1）货币供应量变动是名义GDP变动的Granger原因，却不是真实GDP变动的Granger原因，所以货币供应的变动仅仅影响名义产出，并不影响真实产出；（2）货币变动是物价变动的Granger原因。随后进行的回归分析货币供应变动仅仅影响名义产出物价水平；即在样本期间内，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货币长期中性在我国成立。因此，试图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来缓解目前的经济困境，在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在长期内不可避免的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本文总结了1998年至2002年间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通过相关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中国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呈现一定的内生性。建立向量自回归和向量误差校正模型，发现长期内产出的变化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没有必然联系，在长期货币是中性的，而货币供应量在短期和长期对物价水平都有影响。本研究还讨论了中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利率政策的作用和外汇对冲操作问题，提出应增加央行国债持有量，解决因外汇占款增加带来的对冲操作工具不足问题。

人民币之所以面临升值的趋势，既有外部因素的压力，也有内部经济因素的作用：从国际外汇市场的角度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日本、美国和欧盟；从汇率决定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导致人民币汇率上升趋势的主要是外汇储备、物价水平与通货膨胀率、利率水平、经济增长率和市场预期等等内部经济因素的作用。

有关我国货币内生性绝大部分文献基本上是以M1和M2为出发点的，即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进行研究。本文将从资产角度重新进行审视，将我国的货币供给细分为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并用98年以后的月度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发现M2的发行量和我国的物价水平基本上不存在相关性，并不能作为衡量我国物价水平的一个货币指标。进一步分析我们得出，央行直接控制的外生货币甚至与物价指数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相反内生货币却对物价起着正效应。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作外生性货币紧缩现象，并由此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