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特别是在党中央提出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之后，如何“识才”、“用才”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本文手工整理2002-2015年共计3730位公司CEO的详细个人简历信息，构建高管“通才指数”，研究CEO通才指数如何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及并购绩效。研究发现：（1）相比单纯职业经历的CEO（专才型CEO）而言，复合职业经历的CEO（通才型CEO）更擅长主导并购活动——通才型CEO发起的并购活动更为频繁，该结论在通过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模型、PSM样本回归、考察CEO变更事件、通才指数的不同构建方法、控制CEO天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通才型CEO所开展的跨行业和跨地域并购更为频繁，且更多地涉及其过去任职过的行业或地域。（3）通才型CEO主导的并购活动可以获得更好的短期市场反应和长期绩效，这主要源自通才型CEO在并购完成后吸纳了更多的金融机构股东、强化了银企关系并聘用了更多具有政治关系的独立董事。进一步研究发现：通才型CEO具有更高的风险承担偏好，促使其敢于发起包括企业并购在内的高风险决策。这些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高管个人工作经历如何影响公司财务行为的研究，对于企业如何选才、用才，以提高企业并购效率、促进企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类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离不开远行，远行不仅体现了人们对新事物、新环境 的渴望和探索，同时也有助于资源和能力的积累。基于这种直觉，本文手工搜集了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的出生地、求学地和工作地信息，探索独立董事的跨地区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跨地区经历越丰富，任职公司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越高。该结论在 考虑独立董事出生地差异、变量测量误差、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 发现，跨地区经历丰富的独立董事不倾向于选择相对稳定保守的会计职业，更可能在总部位 于出生地、求学地和工作地以外省份的上市公司任职，所任职公司的股价波动也较高，即跨 地区经历丰富的独立董事风险偏好更大;同时，跨地区经历丰富的独立董事也更可能拥有政 治关联背景、更可能在大规模公司任职、获得的津贴也更高，即跨地区经历丰富的独立董事 资源和能力也更优。更高的风险偏好和更优的资源、能力使得独立董事在公司创新活动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高管薪酬始终被认为是解决公司治理框架下第一类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之一，不过高管薪酬机制的有效性却始终受到怀疑。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管理层能够利用其掌握的权力对高管薪酬决定机制和调整机制施加影响，从而造成其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发生偏离的情况。高管团队与管理层权力密切相关，高管团队的变化既可能是管理层权力作用的直接结果，也会对管理层权力运用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本文发现，高管更迭的比例与董事长兼职数量显著负相关，高管团队规模和高更更迭的比例减弱了独立董事比例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高管更迭质量可以增强独立董事比例以及总经理兼职数量与高管薪酬之间的显著性程度。

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重点。由于最优契约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高管薪酬过度增长的现象，学者们越来越多采用管理层权力理论来解释银行业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本文针对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的特点，从两职合一，董事会构成以及高管任期等三个方面列出了更多管理层权力的指标，选取中国沪深两市上市的16家银行1998年至2008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行长与董事长的两职合一程度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董事长与党委书记的两职合一会抑制高管薪酬；内部董事比例的提高并不能使提高高管薪酬；董事会中与高管有关联的外部董事比例越高，高管薪酬也越高；董事长的任期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行长的任期则相反。基于以上结论的改进措施有助于完善银行业的治理结构，规范银行业高管的薪酬激励机制。

本文研究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声誉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家族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家族企业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声誉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我们没有发现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声誉对企业的盈余质量产生影响，但是我们发现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的声誉、尤其审计委员会主席的声誉对企业盈余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本文在控制了独立董事的自选择效应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为研究独立董事的声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的结论说明，家族企业的独立董事通过审计委员会发挥其治理作用，本文同时对家族企业选聘独董的目的和独董在家族企业发挥的作用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着眼于独立董事个体视角，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件中独立董事遭受监管处罚这一现象进行研究。使用2003-2010 年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处罚数据，我们发现302 人/次的独立董事因虚假陈述而招致监管处罚，但其处罚程度要显著轻于非独立董事。研究还发现，49%的受罚独立董事在处罚年度末之前便已离开涉案公司，但独立董事的提前离职并未降低其日后的处罚程度。研究还发现，独立董事受罚后其担任的董事职位数量有明显下降，但其背后的原因更可能是受罚独立董事主动离开高风险上市公司的结果。最后，处罚宣告日前后短窗口内独立董事任职的其他上市公司并未出现明显的股价下跌。

基于官员董事的视角，本文将对政府股权与银行行为关系的研究推进到董事会层面。我们以我国2006-2010 年的城市商业银行样本考察了官员董事这一特殊的政治关联方式对银行审慎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官员董事特征及独立董事、女性董事的作用。结果表明相比没有官员董事的银行，存在官员董事银行的审慎行为较差，且官员董事的行政级别越高、年龄越大，这种作用也越大；更重要的是银行股权性质事实上并没有对审慎行为产生显著而稳健的影响。同时，独立董事能够显著的弱化官员董事的作用，且在没有官员董事时，女性董事能够增强银行的审慎行为。此外，我们还考察了样本选择偏差和变量定义问题，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的结论对于完善银行治理、防范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通过构建企业生命周期新的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进程的动态层面考察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发展不断减弱。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也发生变化，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在成长阶段能够有效减弱公司过度投资，而独立董事在成熟阶段及大股东在衰退阶段均显著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成长阶段中的公司监事会能够对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起到显著的监督作用，而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则显著加剧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成长阶段中管理层持股、成熟阶段中独立董事与外部机构持股以及衰退阶段中大股东均显著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理作用。

独立董事的治理行为受到所处社会网络的影响。基于“董事在董事会同时任职的直接或间接联结关系”而形成的董事网络，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检验了独立董事的网络特征对其发挥在促进高管激励有效性影响中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公司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强；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相关关系更弱；进一步研究发现，用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解释的高管薪酬部分对未来业绩有促进作用。结论丰富了“网络和治理”研究的证据。

本研究通过考查2000年至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发生的高管与董事突然死亡事件，实证分析了其价值及影响价值的因素。研究发现，董事长和监事长的价值并未得到市场的认可，而CEOs的价值则得到了证据的支持，即CEOs的突然死亡不仅会导致股东在信息披露当天的超额收益为-0.443%，还会导致其在（0，1）事件窗口的累积超额收益为-0.316%。对于董事，研究发现非独立外部董事与独立外部董事的价值都得到了充足证据的支持，即非独立外部董事突然死亡不仅会导致股东在信息披露当天的超额收益为-0.498%，还会导致多个事件窗口的累积超额收益为显著的负值；独立外部董事突然死亡会导致股东在信息披露当天的超额收益为-0.294%以及多个事件窗口的累积超额收益为显著的负值。在进一步的分析中，研究发现创始人身份以及职业化水平是影响高管价值大小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官员背景则是影响董事价值大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独立董事。但相比之下，高管或董事的年龄、教育背景、已任职期限、任职企业类型、信息披露时间间隔以及是否为明星等个人特征对其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