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的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基于稳健性的契约性解释，Watts（2003）认为会计稳健性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然而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我们认为会计稳健性的契约性解释在中国并不适用。本文从最终控制人角度，利用中国A股市场2004至2009年的7146个公司—年数据对最终控制人特征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上市公司中会计稳健性存在的根本动因。经验证据发现，会计稳健性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伴随着控制权私利的存在而存在，并且最终控制人为了掩盖其“掏空”行为会利用稳健的会计信息来隐藏其所获得的控制权私利。研究结果表明，在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并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而存在。

在股权集中、投资者法律保护弱的中国市场上，上市公司高额持有现金水平是否出于控股股东侵占需要？若答案肯定的话法制环境改善能否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文基于2004-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采用面板数据方法中的固定效应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代表控股股东侵占的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越大，公司现金持有比例越高，而在投资者法律保护好的情况下，分离度对现金持有比例的影响减小。进一步研究表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对现金持有与公司价值产生显著为负的影响，投资者法律保护对现金持有与公司价值产生正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进一步从公司治理角度揭示了中国企业高额现金持有现象产生机制及市场影响，同时也从现金持有角度提供了控股股东侵占的新证据。

本文在现有“制度环境与债务融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终极所有权研究公司债务融资问题。理论上本文首次基于控股股东决策视角，通过动态模型研究发现，在利率管制的中国市场上，投资者法律保护不足及控股股东的存在，导致公司过度债务融资，政府干预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行为，控股股东现金流权可以有效抑制过度债务融资。实证研究表明，控股股东现金流权与过度债务融资显著负相关，法制环境的改善、政府干预减少显著降低了过度债务融资规模及过度长期债务融资。这一研究在验证本文理论分析的同时，为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提供了新的证据。

新一轮经济复苏的刺激政策绝大多数来自银行资金的支持。短期内商业银行面临增资扩 股的需要。如何从股权结构的安排上来促进其治理优化，从而防范其冒险行为产生显得更为 重要。我们利用沪深两市上市的 14 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商业银行冒险行为的内 在动力机制与治理机制。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股权越集中，银行倾向于承担较高的风险。 当控股股东的终极控制权大于其在分红当中现金流权时，银行倾向于更大的冒险行为。而且 银行的冒险行为倾向于推高不良贷款率。因此， 如何在银行业的变革中关注股权结构的安排， 特别是股东的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有助于进一步防范商业银行的风险。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终极控制权理论，在非线性框架下研究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公司治理与掏空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水平与掏空行为有显著正向关系，且当控制人为政府时尤为明显，而现金流权无法抑制掏空行为；管理层薪酬的增加及政府干预的减少可以有效抑制掏空，而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对掏空行为没有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考虑不同水平下控制权和现金流的影响，发现在绝对控制权水平下，控制权的掏空效应尤为明显；高现金流权可以有效抑制掏空，而低现金流权不具有抑制效应。本文的研究加深了对控股股东持股、掏空与公司治理的认识，对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保护投资者利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终极所有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2003-2005年只发行A股的824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实证结果支持这样的结论：（1）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越大，掠夺的成本也越大，上市公司会使用更多的长期债务；（2）两权偏离度越大，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会越大，上市公司会使用更多的短期债务；（3）随着两权偏离度的增大，家族式终极控制股东对财务困境担心的壕沟效应会促使公司延长债务期限，使用更多的长期债务，而差的公司治理使得债权人仅愿意为政府终极控制的公司提供更多的短期债务。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提出的终极控制权理论，从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视角，研究终极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上市公司利益问题。首先基于La Porta等(2002)、Shleifer and Wolfenzon(2002)等工作，通过动态模型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结果发现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有正向关系，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加剧了过度投资，且当控股股东为私人时，过度投资更严重，而外部治理环境、机构投资者持股及独立董事人数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过度投资。同时本文基于Richardson(2006)，采用2006-2007年终极控股股东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和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验证了理论发现，并进一步为终极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外部投资者利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提出的终极控制权理论，从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视角，研究终极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上市公司利益问题。首先基于La Porta等(2002)、Shleifer and Wolfenzon(2002)等工作，通过动态模型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结果发现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有正向关系，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加剧了过度投资，且当控股股东为私人时，过度投资更严重，而外部治理环境、机构投资者持股及独立董事人数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过度投资。同时本文基于Richardson(2006)，采用2006-2007年终极控股股东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和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验证了理论发现，并进一步为终极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外部投资者利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终极控制权理论，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水平、现金流权水平对公司价值的非对称影响。理论上基于Johnson等(2000a)、La Porta等(2002)线性关系研究，通过静态模型分析，证明了控制权、现金流权和公司价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且投资机会高低对现金流权激励效应有非对称影响。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现金流水平低于均值时，不具有激励效应，而高于均值时，则具有激励效应；相对控制权水平时，控制权具有侵占效应，绝对控制权水平时，控制权水平和公司价值无关。当投资机会高时，现金流权具有激励效应，而投资机会低时，现金流权不具有激励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