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大幅下降。基于对一些基本经济学思想的理性重构和对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分析叙述，我得出结论，这应该是由于获利消失投资需求和不断增长供给之间的巨大缺口，未来中国将可能爆发金融危机。我建议政府应该减持国有股份。

“注册制”改革后，新股弃购现象逐渐增多，已经成为新股市场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对影响新股弃购因素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投资者行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以科创板个人投资者新股中签后的弃购行为作为研究场景，从“信息效应”和“关注效应”的视角结合发行人基本面、资本市场情绪和投资者关注度三个代表性指标研究了个人投资者新股中签后弃购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发行人基本面、缴款时市场情绪和投资者关注度均对个人投资者弃购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市场情绪是导致个人投资者弃购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2）2021年9月份科创板定价制度显著提升了个人投资者的弃购率，并且造成投资者弃购决策更加依赖市场情绪。（3）弃购率高的企业IPO后续表现较差，说明科创板投资者趋于理性，并且参与弃购的个人投资者是聪明的投资者。本文结果表明企业层面，市场层面和网络信息层面的信息能够影响个人投资者交易行为，并且科创板的个人投资者中存在聪明投资者。因此，监管机构应完善科创板主承销商包销制度，允许聪明投资者弃购新股将有效制约科创板的“三高现象”。

行为金融学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心理学理论。大量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显示，人们在进行实际的投资决策时，其信念的形成并不遵循贝叶斯理性，其选择的偏好也并非满足“理性”的假设，而是存在种种“非理性”的局限。事实上，这种“非理性”成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的思维和决策模式，对其决策行为和结果产生总体的和长远的影响，典型的如代表性思维、经验法则、锚定与调整效应、框定依赖偏差、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证实偏差等。本文在介绍这些经典金融心理学理论的同时，予以借鉴并对我国A股市场上发生的投资者心理就行了分析，本文成果对于研究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心理状态具有较强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发展金融科技的根本目的。本文在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上市银行年报进行分析，测度银行个体层面金融科技水平基础上，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银行贷款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此考察金融科技对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尽 管显著提高了零售贷款供给，但是对实体贷款供给产生了挤出效应，并且该挤出效应对于放贷资金紧张的商业银行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挤出实体贷款与银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一致，是银行出于增加收益、减少损失和降低风险的理性决策行为，表现为在零售贷款相对于实体贷款收益率更高、实体贷款不良率更高以及风险资产率更高的银行中，该挤出效应更为明显；同时，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能够显著降低总贷款的不良率和显著提高总贷款的收益率。进一步的证据还表明，该挤出效应对于拥有手机 APP的银行，在数字金融素养高和贷款需求旺盛的区域，以及在消费者信心指数高的宏观环境下也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影响贷款配置的视角揭示了一个金融科技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潜在负向效益，有助于深入理解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在监管层面为促进我国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和政策建议。

摘要：以ChatGPT为代表的现象级的人工智能出现，未来势必拥有更大的普及性金融场景应用，预判其对金融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十分必要。ChatGPT人工智能未来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存在着“二律背反”规律：即一方面人工智能加强信息传播所将使市场更接近于有效市场状态；但相反但是人工智能可能提供错误市场信息，从而加剧市场风险，降低市场有效性程度。通过中美股市数据的分析对比，发现完全有效市场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与现实情况不符，而因为“二律背反”，很难预测ChatGPT最终对于金融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现有对导致公司过度投资的管理者代理与过度自信行为都是分开研究。本文在“现金流-成长 机会”框架下，通过直接度量管理者代理行为及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对导致公司过度投资的理性与非理 性两类范式进行了区分检验，并进一步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对管理者代理及过度自信引致过度投资的效果。 结果表明，我国企业过度投资问题，部分是由管理者滥用企业资源的行为所致，部分是由管理者过度自信 行为所致。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有效抑制两类行为导致的过度投资，且产品市场竞争通过抑制管理者代理行 为导致的过度投资的间接效应更显著。本研究为过度投资的管理者两类行为解释范式提供了新的证据；这 为今后公司投资效率提高、公司治理机制完善提供了新的参考。

现有研究发现，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盈利季节性的股市异象：处于盈利淡季的股票在盈余公告期间会比处于旺季的股票获得更大的累计超额收益。如果管理层在盈余公告前发布业绩预告，能否有效地抑制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降低盈余公告期间盈利季节性的股市异象？本文以2010至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发现：首先，A股市场在业绩预告期间也存在盈利季节性的股市异象。处于盈利淡季的公司在业绩预告期间比处于盈利旺季的公司平均可多获得2.1%的累计超额收益；其次，盈余公告和业绩预告期间，处于盈利淡季的公司比处于盈利旺季的公司有更大的股价波动率和股票交易量。第三，在盈余公告前发布业绩预告，能显著抑制盈余公告期间盈利季节性对收益率、股价波动率和股票交易量的预测能力。第四，自愿性业绩预告、与盈余公告的间隔时间越短的业绩预告抑制作用更明显。在更换盈利、盈利季节性、累计超额收益测度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存在。表明管理层业绩预告能有效地降低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提高股票定价效率。研究结果对市场建设和投资者决策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代表性偏差由著名心理学家Kahneman和Tversky提出，指人们于根据观察到的某种事物的模式与其经验中该事物所形成典型模式的相似程度而进行判断。某一事物与其类别高度相似，则其代表性越高。这种情况在人们的金融投资活动中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和作用。因此研究这种偏差对投资心理活动对信息处理加工输出的不同阶段的影响，对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投资决策往往会起到一定的重要辅助作用。

基于2003-2015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考察了地区腐败与该地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融资约束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腐败越严重，该地企业的慈善捐赠会越少，呈现地区腐败的慈善抑制效应。公司的融资约束会加剧地区腐败的慈善抑制效应。即，在腐败严重地区，融资约束越严重的公司慈善捐赠会越少。数学模型的推导结果表明，地区腐败与慈善捐赠之间的负向关系源于行贿对慈善捐赠的挤出效应。即，在腐败严重地区，与慈善捐赠相比，直接行贿更有利于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从而，理性的公司会选择行贿，而非慈善捐赠。强力反腐会削弱地区腐败的慈善抑制效应。这与强力反腐提高了公司行贿的成本密切相关。该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地区腐败、融资约束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还为我国优化商业道德，推进反腐进程，维护市场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针对股票涨跌停板的磁吸效应现象提出了一个新的成因——非理性投资者的追涨杀跌和过度交易行为。我们使用投资者密度构建了包含异质理性和非理性投资者的均衡价格模型，发现非理性投资者供需密度超过一定阈值时，股票的期望价格变动会出现磁吸效应，非理性投资者供需密度进一步增加时，磁吸效应会减弱。我们使用中国创业板市场股票的分钟级数据实证检验，用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事件作为自然实验，发现投资者供需密度的变化可以解释改革前后上涨和下跌磁吸效应变化方向不一致的现象，补充了流动性需求无法解释的空白。研究还发现信息披露质量更差的股票，其磁吸效应更弱，这和理论模型结果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