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借壳上市为研究场景，讨论和度量了分析师盈余预测中的公共信息依赖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控制样本，借壳上市企业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三年的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上升约 39.72%，分歧度上升约 35.29%。进一步研究发现，失去业绩承诺信息导致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公共信息含量下降，但私有信息含量没有变化，同时也会导致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频率上升，但并未影响分析师的企业调研行为。研究还发现，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报告在业绩承诺存续期内缺乏有用性，仅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引起了投资者更强烈的市场反应。总体而言，公共信息对于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至关重要，分析师在失去重要的公共信息后未能通过私有信息加以弥补。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分析师的公共信息依赖效应，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情境下分析师的行为逻辑提供了帮助。

基于分析师个体层面的盈利预测数据和 Baker(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指数，本文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并且这种影响会持续 到未来 6 个月。在中长期，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反而得到了提高，这一效应与不确定性的 OHA 效应相一致。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即使分析师出于“保守主义”更谨慎地进行 负向的盈利预测修正，但仍然会低估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导致预测乐观偏差。此外， 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度越高，分析师对所预测企业的盈余预测精确度越低，这种 敏感度的差异与企业的资产可逆性和抗风险能力相关。而分析师的相对信息优势能有效缓解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以上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 立。本文从资本市场信息中介的角度丰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对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在股票收益中的定价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包含现金流信息的多因素股票非预期收益定价模型，并采用2002年1月至2011年4月间中国股票市场的有关交易数据、机构收益预测数据和财务数据，来检验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的预测，发现：（1）由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来估计出的正现金流信息对股票非预期收益、股票实际收益、股票超额收益均具有稳健的解释能力;(2) 由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估计出的现金流风险反映了股票的系统风险，可以对股票预期收益定价；(3) 在解释股票超额收益方面，由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分析师跟踪人数与宿成建（2012）三因素模型构成的多因素变量模型优越于Fama和French(1996)三因素模型变量与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构成的多因素模型；

在金融市场上，证券分析师的预测行为通常会发生偏差。在股市高涨时，分析师随波逐流，常常发表过度乐观的预测；而当泡沫消退时，分析师则会掉头转向，发布与之前形成强烈反差的盈余预期或股票推荐。对于这种分析师基于市场状态而发布忽高忽低预测的“变脸行为”，传统的理论观点无法做出完整清晰的解释。本文试图将行为金融理论中日渐兴起的迎合理论纳入分析框架，运用声誉博弈分析的方式建立分析师迎合行为模型。该理论模型表明：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分析师会迎合投资者的先验信念而故意发布有偏的信息。本文对中国金融市场上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和投票推荐行为展开了实证研究，为声誉博弈模型的理论预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证券分析师能否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保持其研究报告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是衡量分析师行业健康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全面分析了证券分析师所面临的利益关系对其所发布的信息质量的影响，并收集2004-2009年间1743位证券分析师所发布的54369个盈余预测和股票评级作为样本对模型的理论预测展开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证券分析师为了维护与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及公司内部投行部门的关系，倾向于发布偏乐观的盈余预测和股票评级；声誉较高的分析师（如《新财富》最佳分析师）也同样不能在各种利益关系的漩涡中保持独立，虽然他们在发布盈余预测的时候秉持谨慎的态度以保持声誉的市场影响力，但为维护与机构投资者的关系他们比普通分析师更倾向于发布偏正面的股票评级。这些结果揭示了我国证券分析师独立性缺失的利益根源，并为监管层规范和发展证券分析师行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本文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内部人交易与盈余预测误差的关系，进而，鉴于有效 地公司治理能够保护外部投资者利益，约束内部人自利行为，本文还分析了公司治理对内部 人交易与盈余预测误差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针对管理层增持，公司偏好盈余预测 低估；针对管理层及大股东减持，公司偏好盈余预测高估。此外，公司治理能够显著影响内 部人交易与管理者盈余预测误差的敏感性，即针对管理层交易，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及财务总监交易本公司股份比例越高，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时，基 于管理层增持、减持的公司盈余预测低估、高估偏好显著增强；针对大股东交易，当董事长 或总经理来自交易大股东单位及其在交易大股东单位领取薪酬时，当交易性大股东中包含控 股股东时，以及交易性大股东之间制衡度较低时，基于大股东减持的公司盈余预测高估偏好 显著增强；当非交易性大股东对交易性大股东制衡度较高时，基于大股东减持的公司盈余预 测高估偏好显著降低。

本文以2005-2006年中国证券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盈余预测为样本，研究了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所存在的特征。研究发现，第一，分析师总体上对盈余存在乐观预测，第二，随着盈余预测分析师数目的增多和他们之间的分歧的减少，盈余预测准确率能有效提高。第三，分析师对某些行业版块上的预测存在着反应不足或过度反应的现象。

本文研究了“大非”、“小非”解禁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时机与管理者盈余预测时机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大股东减持时机会影响管理者盈余预测时机偏好，即在大股东减持前，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增强，在大股东减持后，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减弱；另一方面，大股东能够利用公司盈余预测时机及属性选择减持时机， 即在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后， 大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偏好显著增强，在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前，大股东减持偏好显著下降。此外，在考虑公司治理影响时，大股东减持前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