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名人在资本市场上是否能通过其声誉机制起到提高公司业绩和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手工整理的 2006-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关联的数据，研究娱乐明星关联对上市公司绩效和治理的影响，并探究上市公司建立该关联的动机。研究发现：（1）从短期来看，与明星建立关联的上市公司会有正的超额收益，且关联的明星名气越大、二者的关系延续时间越长，则其市场表现就越好。（2）从长期来看，关联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变好，且更可能进行财务重述和受到更多的行政处罚，这说明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公司其治理水平变差。（3）建立娱乐明星关联可能是通过吸引散户投资者、分析师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和媒体报道更多的正面新闻而抬升了股价。（4）“股份减持”和“择时关联”是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两大动机。一方面，在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后，大股东会进行更多的股份减持；另一方面，公司更倾向于在较差业绩的财务公告前和债券发行前宣布与明星建立关系 。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娱乐明星”视角推进了“名人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理解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各种关系背后的动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也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部门如何监管和治理资本市场中与娱乐明星有关的乱象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启示作用。

文献表明卖方分析师在对基金重仓持股进行盈利预测时,现有基金客户的佣 金压力会迫使其发布乐观预测，而本文进一步发现，分析师还有争取潜在客户佣金的压力，这会抑制佣金压力所导致的乐观偏差。那么，分析师面对这两种利益冲突时，就需要权衡。故本文首次研究了券商与基金的不同客户关系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的影响，验证了分析师对基金持股预测时的这种权衡效应;并首次提出了“佣金利益冲突假说”，探讨了这种利益权衡对分析师择时的影响。本文结论：首先，佣金压力会迫使分析师对现有客户持股做出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而潜在客户持股则能够对分析师形成压力抑制乐观偏差，部分地缓解佣金压力的影响；其次，不同经济环境中，这种利益权衡仍然存在，并导致分析师的择时行为：在好时机时，佣金压力和潜在客户压力对分析师的影响均会增强，前者导致分析师倾向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而后者使分析师面临更大的利益权衡；最后，在截面上，明星与非明星分析师、高与低券商声誉分析师之间表现出不同的利益权衡和择时模式:时机转变时，佣金压力影响明星分析师的程度显著高于非明星分析师，而潜在客户压力影响非明星和低券商声誉分析师的程度显著高于明星和高券商声誉分析师。

基于分析师个体层面的盈利预测数据和 Baker(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指数，本文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并且这种影响会持续 到未来 6 个月。在中长期，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反而得到了提高，这一效应与不确定性的 OHA 效应相一致。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即使分析师出于“保守主义”更谨慎地进行 负向的盈利预测修正，但仍然会低估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导致预测乐观偏差。此外， 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度越高，分析师对所预测企业的盈余预测精确度越低，这种 敏感度的差异与企业的资产可逆性和抗风险能力相关。而分析师的相对信息优势能有效缓解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以上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 立。本文从资本市场信息中介的角度丰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研究。

自2006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都是业绩型股权激励。我们发现，这些股权激励计划中的行权业绩条件主要集中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和净利润增长率（NIG）两项会计业绩指标上，且对它们所要求的业绩水平分别集中在“10%”和 “20%”上，形成了有趣的“10%/20%”现象。这到底是企业盈利能力的真实期望还是从众效应之结果呢？本文通过将行权业绩条件与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公司自身往期、所在行业往期以及推出计划前分析师盈利预测等进行比较后发现，“10%/20%”并非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盈利能力的真实期望和合理反映，而是从众效应之结果。本文还发现，这一从众效应与证监会的股权激励计划备案制及对股权再融资等的长期监管存在一定关联。

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上市的模式，分析了整体上市带来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整体上市有增发反向收购、换股IPO、换股吸收合并及自有资金反向收购等四种模式，其中增发反向收购模式是主要模式；整体上市公司存在盈利预测未实现、强化了一股独大等问题；提出了改革资产评估机制、建立补偿机制等政策建议。

分析师在金融市场中起着重要的信息中介作用，其信息来源及获取方式会直接将影响信息处理的质量。本文从分析师对企业年度盈利预测的偏差出发，基于对分析师与公司的地域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在预测那些所在地与分析师隶属的公司同属一个省份的公司时，预测结果更加准确，这种本地优势与公司高成长性及公司国有性质显著相关。研究还发现，我国分析师的本地优势与个人本身的乐观性并无关系，可能更多与信息优势相关。

本文研究在不同控制权和经营环境下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将样本公司依据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和是否发布盈利预测划分子样本，结果表明，高IRM公司比低IRM公司具有更高的积累异常收益，发布盈利预测的公司比未发布盈利预测的公司具有更高的积累异常收益，而高IRM公司中提前发布盈利预测的公司市值损失最小。在考察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与股权结构的互相作用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具有负效应，而股权制衡度对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所能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无法有效起到制衡的作用。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的信用评级，综合反映了该公司：（1）该公司是白酒酿造类上市公司中产销量最大的企业，在白酒行业经历了近八年的行业整合后，“消费升级”增加了对高档白酒需求,对公司保持较高的生产和销售额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公司在白酒酿造行业有全国性的品牌优势，对未来的盈利和现金流量形成较强的保障；（3）不清晰的竞争战略，使该公司未来的盈利预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4）税务筹划影响公司净利润的25%左右，税务部门是否认可这种税务处理手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5）较低的负债水平和很高的偿债能力。

我国正在从“投资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变，消费的增长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增加，消费结构将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奢侈品”将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茅台公司是白酒酿造类上市公司中唯一家只生产高档白酒的企业，“消费升级”增加了对高档白酒需求，对公司增加产销量、提高市场占有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该公司近几年销售额连续上升，反映了“消费升级”对公司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公司在白酒酿造行业有全国性的品牌优势，“茅台”品牌是国内食品行业著名品牌，是该公司维持较高毛利率水平的重要保证，对未来的盈利和现金流量形成较强的保障。 在生产经营中，茅台公司对股东关联公司的依赖性正在增加，使该公司未来的盈利预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公司产品生产工艺特点，当年生产的自制半成品，要经过三年以上存放，目前公司的自制半成品不足以支持公司扩大生产的需要。因此，随着公司销量的增长，向集团购买老酒的数量将不断增加。其次，从原材料成本不断上升，与公司近两平均生产成本大幅下降的矛盾来看，该公司可能存在调节利润的现象。最后，该公司以较低的价格向下属销售公司销售白酒，以减少缴纳消费税，税务筹划影响公司净利润的30%左右。 该公司近几年表现出较低的负债水平和很高的偿债能力。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只有33.84%，在行业内同类上市公司中处于较低的水平，“预收账款”占总负债的48%，金额达10.36亿元，说明经销商对公司的信用情况十分有信心。公司未来合计资本支出约15亿元，预计公司将以帐上约28亿元货币资金及第年约9亿元经营现金流入作为支持。综合该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和负债率水平，其举债压力较小，而偿债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