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立“长钱长投”的投资者市场，企业优质的文本披露必不可少。本文基于政企双向利益交换视角，利用深度学习技术（Word2Vec模型）构建年报文本可读性指标，检验寻租行为对企业年报文本可读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寻租行为显著降低了企业年报文本可读性。在机制分析阶段，研究证明了寻租行为会通过企业自利行为和管理者自利行为影响年报文本可读性，同时排除了官员主动敲诈能促进寻租对可读性负面影响的情况。异质性分析发现，内部治理手段、市场监督力量以及政府治理政策均能有效抑制寻租对可读性的负面影响。本文从信息披露视角拓展了寻租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为优化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监管和深化反腐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中国产业链企业存在专利创新“量质错配”陷阱,这阻碍了创新要素的沿链扩散与技术整合,导致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难以实现有效突破。文章从产业链治理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机构纵向持股能否提升产业链企业的专利创新质量。研究发现,嵌入产业链的机构纵向持股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之间呈现出“U”形非线性关系。在 U-test 非线性测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纵向持股的投资组合权重以及产业链上下游非对称持股影响其治理行为。其中,监督型机构纵向持股在企业专利创新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随着产业链非对称持股程度加大,来自联结供应商或者分销商的机构纵向持股的治理策略逐渐由“策略均衡”向“主动干预”演化,从而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在作用机制方面,当持股比例小于 26.27% 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纵向关联交易和垄断竞争强化垄断效应,降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当持股比例大于 26.27% 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企业供需优化和委派董事加强协同治理效应,以此促进专利再配置和专利引用,进而加强创新扩散效应,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以深化对机构纵向持股这一新兴持股模式促进产业链企业专利管理的认识,同时也为政府监管部门制定关于产业链韧性和稳定的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国有股权对企业非财务绩效的影响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探讨的热点，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较多的争议。使用2013-2022年的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和交叠双重差分估计方法，本文探讨了国有注资所带来的国有股权对企业ESG表现这一非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注资能够提高企业的ESG表现，且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外部监督和内部治理水平等方式来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注资后成为国有资本相对控股和面临较大市值压力的企业来说，国有注资对ESG表现的正向影响更大。本研究不仅为有关国有股权与非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争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还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双碳目标”的推进提供了启示。

“双碳”政策背景下，ESG 投资已成为主流投资机构的重要策略。文章基于基金持股来评估基金将 ESG 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中的程度，以探究 ESG 基金是否比传统基金具备更好的 ESG 表现。结果表明：(1)与传统基金相比，ESG 基金的 ESG 表现并不存在显著差异，ESG 基金存在“言行不一”的现象。(2) 业绩排名压力和缺乏外部监督可能是导致 ESG 基金“言行不一”的原因，而 ESG 基金“言行一致”主要由组织价值观驱动。进一步研究发现：ESG 基金能吸引市场上更多的资金流量。但投资者仅被基金外在的 ESG 标签吸引，未能区分基金在 ESG 表现上的差异。而获得更多资金流量的 ESG 基金并不能创造更好的超额收益。文章主要结论对我国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绿色金融体系具有一定政策启示意义。

本文在中国股票市场中，针对上市公司公告文本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机器学习方法进行信息提取，研究了上市公司公告信息与资产预期回报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渠道。本文首先依据监督式训练方法构造了基于公告的文本情感词典，并以此为基础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对公告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其次，本文探究了公告效应的预测来源，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本文研究发现，基于机器学习的公告文本情感倾向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股票收益，在全样本中多空投资组合的平均年化收益达到了 20.04%。公告效应在小规模、成长型公司中溢价显著；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的公告效应更显著。在对公告效应的来源分析中，本文发现金融机构关注度和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公司，公告效应相对较弱，而散户投资者的关注度会加强公告效应。

CEO与企业管理团队的非正式联结关系有助于强化团结协作，但亦可能催生监督妥协与缺位，弱化公司治理效率。本文以CEO任职以来董事高管人事变更的累积比率刻画CEO内部联盟，从企业金融化视角探讨该非正式联结关系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内在机理。选取中国沪深A股2012-202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CEO内部联盟提高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并显著加剧了企业“脱实向虚”程度，内部联盟强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金融化程度约提高了6.37%。通过机制检验发现，CEO内部联盟弱化了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内部控制有效性，CEO的绩效薪酬敏感性更低，且主要表现为绩效下滑时的薪酬粘性增加。异质性检验还发现，当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强、企业跨行业套利空间越大、CEO薪酬更低以及外部薪酬差距更大时，CEO内部联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会更为明显。此外，当融资约束更弱时，企业金融化冲动受到CEO内部联盟的影响会更强。本文的研究表明，CEO内部联盟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多表现为监督妥协与缺位，会加剧企业金融套利的短视行为，这对于优化公司治理体系和防范企业“脱实向虚”都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中国日益完善的劳动保护制度将对微观企业财务信息产生何种影响？本文以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劳动力保护制度对于微观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密集型企业受《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0.15%，占其均值的14.4%。机制分析发现，劳动保护制度通过两个渠道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1）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推动企业进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进而起到提高会计信息准确度并加强内部监督的作用；（2）劳动保护的加强提升了企业出于降低债务融资约束而提高财报信息披露质量的动机。上述结论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控制高维固定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将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延伸至劳动经济学领域，为更深刻地理解会计信息可比性背后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对全面考察劳动保护制度如何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并为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社会保险政策提供了支持性证据。

数字金融迅速发展如何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物质资本理论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本文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了孩子的学习成绩。 通过分析数字金融对孩子成绩的影响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父母的就业，增加了父母工作时间， 引起家庭“社会资本”降低，使得父母陪伴和监督孩子的时间减少， 导致孩子的学习成绩下降。祖父母的陪伴、 参加课外辅导班及住校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父母对孩子陪伴时间的减少，缓解数字金融发展对孩子学习成绩的负向影响。 数字金融虽能提升家庭的“物质资本”，但并没有通过显著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而提升孩子成绩。 本文结论对家长和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的启示。

政策试点在我国是逐步推行各种政策的重要阶段。目前的文献集中于分析各类试点效应， 但对试点过程中具体机制的区分还有待探索。被试点的对象发生变化，可能是由于受到更多的关注和 监督、外界改变了对它们的评价、或者试点政策干预之外的扶持等因素，而并非由于试点政策的具体 干预措施而产生，称为“非干预效应”。本文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 法发现，当试点名单公布之后，试点企业的业绩发生改善，而此时改革的具体措施尚未实施。进一步 的分析排除了国企高管的晋升激励和合作客户资源增多的解释，支持财务费用降低的论断。本文的发 现对试点政策的事前设计和事后评估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发展绿色金融旨在促进企业生产方式低碳转型，尤其支持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本文以绿色债券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发行绿色债券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两个方面，其中发行绿色债券对绿色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具有更好的动态持续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无第三方认证企业、专利密集型企业在发行绿色债券后绿色创新表现更加积极。进一步分析发现，发行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源于资源效应和监督效应两个机制。本文最直接的政策含义是，为企业实现环境保护与竞争力提升的“双赢”和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而更好地实现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