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有限注意力假说, 用分析师共同覆盖构建公司相关性, 检验了 A 股市场关联公司之间股票的动量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 以共同覆盖分析师数量作为权重构建的关联公司股票加权平均收益率, 能正向预测焦点公司未来 1∼12 月的收益率, 基于关联公司收益率构建的多空组合可获得 10%∼12% 的年化超额收益; 在截面回归中, 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较同行业或同地区公司的动量溢出效应更强. 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拥有更多分析师共同覆盖、非明星或低学历分析师共同覆盖, 以及焦点公司股票被更多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有时,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更强, 说明该效应的成因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有限注意带来的行动迟缓和反应滞后相关. 本文的工作对 A 股市场跨资产动量效应给出了全新证据, 对市场监管与投资者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在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行业研究报告中，国信证券的王剑研究 员提到日韩两国在发展的后期在资本市场中以投资高技术为主的私募主权 基金逐步替代以投资传统制造业为主的银行贷款，虽然没有提到相关文献， 不过如果属实的话似乎也不失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有意思问题。由此产生的 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在全球经济体的发展中是否都存在这一现象?私募股权 基金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之间有什么相关性?这些可能都会成为一个有意 思问题。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数字加密货币与中国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 并采用小波分析和溢出指数法等方法进行量化分析。经过深入研究，本文得出 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数字加密货币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界事件的冲击反应具 有显著特征，并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和长期依赖性。不仅数字加密货币对中国 金融市场波动产生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也会影响数字加密货币价格的波 动。第二，从静态和动态角度衡量溢出效应发现，数字加密货币和中国金融市 场之间存在溢出效应。在静态情况下，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而动态情况下溢出 效应较为明显，尤其在极端经济事件中，数字加密货币与中国金融市场之间的 溢出关系会呈现极端风险溢出现象。第三，本文还考察了突发事件和政策不确 定性对总溢出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摩擦以及美国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比特币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则会缓和数字加密货币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这些结论有助于金融机构和投 资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数字加密货币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同时也为相关政府部 门制定监管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基于有限注意力假说，用分析师共同覆盖构建公司相关性，检验了A股市场关联公司之间股票的动量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以共同覆盖分析师数量作为权重构建的关联公司股票加权平均收益率，能正向预测焦点公司未来1~12月的收益率，基于关联公司收益率构建的多空组合可获得10%~12%的年化超额收益；在截面回归中，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较同行业或同地区公司的动量溢出效应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拥有更多分析师共同覆盖、非明星或低学历分析师共同覆盖，以及焦点公司股票被更多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有时，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更强，说明该效应的成因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有限注意带来的行动迟缓和反应滞后相关。本文的工作对A股市场跨资产动量效应给出了全新证据，对市场监管与投资者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最近2014-2015年我国股市出现大幅波动，这为研究极端市场条件下指令不平衡与收益之间关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背景。本文基于上证50成分股的高频数据，研究了极端市场条件下指令不平衡与收益的关系。我们发现：(1)指令不平衡与收益在横截面上正相关，相比于正常市场条件相关性在极端市场条件下更大；(2)指令不平衡与同期收益呈现显著正的相关且熊市期间的相关性要显著强于牛市期间，指令不平衡与同期收益的关系随着市场状态的变化而变化；(3)指令不平衡对收益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且在牛市和熊市期间预测能力相差不大；(4)以上结论在控制Fama-French三因子后依然成立。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极端市场条件下价格有效性较低，我国股市有效性亟待完善。

过桥贷款作为一种短期、临时性的非正规金融工具，对我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有着多重影响。本文利用特有的银行贷款数据，识别样本区间内超过20%的上市公司有使用过桥贷款。证据表明，市场过桥贷款供给越多，实际不良贷款率与披露不良贷款率的相关性越弱，存在更大的隐性金融风险。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与企业的两部门三期博弈模型，系统地分析过桥贷款的宏观经济效应。模型发现，银行因过桥贷款会逆向选择提高短期贷款利率、降低长期贷款利率，进而加剧了企业的流动性风险。过桥贷款对投资具有双向效应，一方面增加银行续贷可能、缓解部分企业的流动性短缺而促进它们的投资，另一方面增加短期融资成本、引发更多企业的流动性问题而抑制了投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过桥贷款增加会加剧信贷资源错配，因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监管力度相比投资最大化下的最优监管力度更大。

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所带来“存款搬家”、银行业改革、货币基金崛起等现象正在改变着金融市场格局，也逐步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本文从互联网金融影响货币政策的机理出发，对货币需求、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效率三个方面分析，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是互联网金融能够促进公众投资性动机，增加货币需求；二是互联网金融间接拓宽了货币供给渠道，削弱货币供给的可控性、可预测性与相关性；三是互联网金融干扰了货币政策制定的准确性与实施的有效性。

本文以2003—2010年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家族控制权特征与银行信贷合约之间的关系，以检验家族控制权寻租效应和效率效应的适应性情景，结果发现，家族通过金字塔结构和超额董事席位两种控制权增强机制对上市公司的超额控制程度越高，其获得银行信用借款的比例越低，获得担保借款比例越高。家族对企业的超额控制权传递着公司未来预期和信息风险，增加了银行面临的代理成本，属于寻租观而非效率观。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与银行信用借款之间的负相关性在具有政治关联、较高公司声誉和公司透明度的企业中会降低。地区法律制度水平会降低家族超额控制引发的代理成本和信贷违约风险。银行业腐败会降低银行对借款企业超额控制所引发的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力。此外家族控制权结构影响企业信用借款的机制是通过提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来实现，家族对企业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违约概率越高。

本文基于Jensen&Murphy(1990)论文的计量思想，采用2009年到2012年的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观察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尽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是正相关的而且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但是这种相关性显然是比较小的。本文认为目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结构并不合理，尽管高管薪酬的决定因素与公司绩效相关，好的公司绩效对应较高的高管薪酬，但薪酬中来自于绩效的激励性部分太小因而很难起到激励的作用，而决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主要因素是公司规模和所处行业。

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对金融三个维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基础上，对山东省金融发展的三维支持体系现状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金融宽度与广度不足是制约山东乃至我国经济向科学发展转变的主要因素。金融体系各个维度均衡发展，合理发展金融深度，拓展金融宽度与广度应是当前金融发展的主旨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