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支柱，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博弈一直是各界关 注的焦点。 本文将财政与货币政策共同纳入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中，通过同时施加短期 和长期识别假设，分析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 研究发现，在财政冲击发生的同 时，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的增长率显著提高，表明货币当局在财政政策扩张时采取了宽松 货币的协调配合的策略。 依据上述实证发现，本文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加以改进，研 究中国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 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 显著提升财政政策的经济刺激效果，产生财政拉动效应。 这一结论从制度优势的角度对文 献中发现的财政拉动效应的经验事实给出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解释， 也为积极财 政政策提质增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文建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中国 制度优势，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目标，通过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联动作用，增强政策效 果，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实施对中国东、中及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首先有利于收窄城乡之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且具有地区间的非均衡效应；其次有利于收窄城乡之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对于城乡经营净收入差距的影响甚微；再次通过收窄城乡之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使得城乡总收入差距减少，且工资性收入差距的中介作用力最大。文章最后以收窄我国各地区内城乡收入结构各分项的差距为目标，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提升居民幸福感已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提升民生福祉提供新思路与新路径。因此本文通过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理论机制，将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 CFPS 公开数据相结合，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以此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以及三个细分维度的发展均能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通过分样本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教育落后及经济落后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这体现出了数字金融普惠性的特征，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新思路，为制定提升居民幸福感的经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普惠金融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采用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国家统计局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金融的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地域异质性。首先，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削减效应。其次，引入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普惠金融对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起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生活水平对环境污染的正向中介效应，仍会造成污染加剧。然后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边远地区，普惠金融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最后进行总结，填补普惠金融领域的研究空白，为政府在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协同生态环境提供启示与建议。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产业链的垂直市场结构设计理论模型,从控制权角度探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持股比例与产业链中双重边际化现象的关系。研究表明,存在国有持股比例阈值,当国有持股比例高于阈值时,产业链中不会出现双重边际化现象,反之则相反。市场竞争状况影响产业链整体利润、上下游利润分配规则和市场需求规模,从而作用于该阈值,影响双重边际化。与水平市场结构相反,由于上下游产品间互补效应的存在,垂直市场结构中市场竞争程度越强时,双重边际化现象越易出现,该现象也越易阻碍产业链整体利润提升,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时需要加以关注。因此,依据市场竞争指标设计混合所有制改革措施时,务必要严格区分水平或垂直市场,关注不同市场结构下竞争程度对政策实施后市场竞争均衡的不同影响。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已有研究较少关注资本市场制度变革所发挥的宏观调控作用。本文以2014年新股定价制度调整为场景,考察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上市融资、再融资以及后续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发行市盈率管制导致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通过操纵股本规模、"压线"发行等方式减少上市时出售的股份,上市融资规模显著降低,但这些企业在上市三年内再融资的概率和规模显著上升。同时,发行市盈率管制显著降低了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在研发、并购等资金需求量大、风险较高项目上的投资支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企业会设法绕开政策的限制,但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股权融资效率、重大投资活动的不利影响也不容忽视。本文的发现对监管机构全面理解新股定价制度的经济后果,从宏观层面平衡新股定价制度的利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政策试点在我国是逐步推行各种政策的重要阶段。目前的文献集中于分析各类试点效应， 但对试点过程中具体机制的区分还有待探索。被试点的对象发生变化，可能是由于受到更多的关注和 监督、外界改变了对它们的评价、或者试点政策干预之外的扶持等因素，而并非由于试点政策的具体 干预措施而产生，称为“非干预效应”。本文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 法发现，当试点名单公布之后，试点企业的业绩发生改善，而此时改革的具体措施尚未实施。进一步 的分析排除了国企高管的晋升激励和合作客户资源增多的解释，支持财务费用降低的论断。本文的发 现对试点政策的事前设计和事后评估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以往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只能进行宏观层面或行业层面的分析，或是只能在微观层 面上进行有限分析，根本原因在于数据限制，而本文通过将海关数据库与上市公司数据库进 行匹配，对超过 300 万条海量数据进行分析，首次直接检验了对美出口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 响。结果表明，对美国出口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创新，且当中美两国处于贸易摩擦时， 受打击的企业通过增强自主创新予以应对，并且该促进效应在未来三年内持续存在。另外， 本文不仅限于对中美两国间贸易的研究，而是纳入到整个国际贸易格局中进行比较，并首次 发现不同国别和地区对我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不同的。文中运用 PSM、动态 DID 模型、 Heckman 两阶段检验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本文的研究结论印证了 一个事实，二十多年来我国对美出口贸易迅猛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在困境中坚持不懈、追求创 新的结果，中国企业的韧劲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由此展现。本研究将为我国未来的贸易政策制 定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

在一些国家,强制股利支付是改善公司治理和弥补法律保护不足的重要手段,我国自2001年起陆续出台了类似的半强制股利系列政策。然而现有部分研究却发现,半强制股利政策可能会产生监管"悖论"。那么,事实是否如此?以往这些研究主要从监管成本角度来分析,可能忽视了监管带来的收益,我们认为虽然半强制股利政策提高了融资门槛,但也可能实现股东之间的利益共享,并有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股利预期,从而实现治理的"溢价"。本文利用2008年监管政策提供的良好自然实验机会,主要从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角度来评估政策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从总体平均意义上看,半强制股利政策有助于降低受影响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代理成本高的公司,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作用更为明显,存在一定的治理"溢价"。当然,半强制股利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差和外部融资约束较大的公司,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