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的基本要求。本文以美国货币政策为切入点，先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加息对我国产出的影响，然后构建包含跨境金融关联的两国DSGE模型，定量分析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及应对之策。研究发现，美国加息1个百分点使中国产出下降约0.4个百分点，其中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分别使中国产出下降0.2个百分点。分析作用机制发现，UIP偏离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汇率波动相互强化，外部融资溢价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企业净值波动相互强化，正是这两个机制放大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度越高和汇率越缺乏弹性，美国加息冲击对我国变量的传导效应越显著。基于不同的福利函数特征，本文构建了统一的政策评估框架，对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应对美国加息冲击的有效性作出了精准评估。结果表明，无论是针对国内金融机构信贷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还是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相关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降低美国加息的溢出效应，且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无关。在联合最优政策组合下，货币政策无需对名义汇率作出反应，外汇市场要强化价格调控淡化数量干预。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调搭配下，双支柱调控通过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具有显著的社会福利增进效应。本文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气候投融资缺口是制约人类气候适应进程的全球性难题，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是我国现阶段应对气候风险冲击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缩小缺口的效果。研究发现：第一，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增大、金融摩擦上升会扩大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二，气候适应再贷款政策通过降低金融摩擦产生的信贷风险溢价，气候适应补贴政策通过定向补贴气候适应性投资的边际收益，分别从金融供给侧和企业需求端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三，气候适应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两类政策对经济金融系统的支持效果存在差异，并且政策协调搭配具有更强的经济金融稳定效果。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气候适应再贷款和气候适应补贴的最优政策支持力度需要根据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大小动态调整。两类政策均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并且政策协调搭配相较于单一政策具有更高的社会福利增进效果。

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从而提升气候韧性，是现阶段推进气候适应性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在动态测度气候韧性的基础上，为气候适应性投资提升气候韧性的效果提供初步证据；然后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效果。最后进一步讨论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与政策组合。研究发现：第一，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显著增强经济的抗气候风险冲击能力以及冲击后的反弹能力，有效提升气候韧性。但由于银行、企业道德风险以及气候适应性技术约束的存在，气候适应性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由此产生。第二，气候再贷款政策通过缓解银行道德风险引起的贷款利率溢价；气候适应补贴通过补偿适应性技术门槛产生的投资调整成本，能够有效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但企业道德风险会削弱两类政策的实际效果。第三，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其中气候再贷款政策的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气候适应补贴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加显著。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的缺口，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随着气候灾难风险升高需要不断增强。但气候再贷款政策会受到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过低的气候再贷款利率不利于社会福利改进，气候再贷款政策搭配使用气候适应补贴政策能够更好地增进社会福利。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逆周期波动的特点，与现有理论不一致。通过构建包含企业金融化行为与房地产市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本文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实体经济趋于恶化时，面对预期投资收益率的差距，企业减少生产性投资，通过购买金融产品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市场，引起房地产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进而放大了经济波动。进一步的政策分析表明，纳入房地产价格的货币政策规则能够改进福利，但政策效果较弱；盯房地产价格、盯企业金融化程度和盯金融深化的宏观审慎政策更能有效地降低房地产价格波动，并改善社会福利。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两类厂商的 DSGE 模 型，并在中央银行部门引入传统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及三种包含状态转变 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分析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各种政策工具单独使用或协调搭配 的效果。研究发现，在仅使用一种政策的情况下，与不含状态转变的政策相比，包 含状态转变的政策能更快地熨平经济波动; 在五种政策工具中，再贷款利率政策 最有助于经济稳定，而定向降准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以较好地兼顾经济稳定 和产业升级两个目标。在使用多种政策的情况下，包含状态转变的政策通过适当 组合，可以改善单一政策造成的短期经济波动，从而更好地兼顾多重目标的平衡 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本文基于贷款市场空间竞争模型，结合多元所有制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探讨政府强化竞争政策对不同所有制银行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对社会福利的作用。研究表明：国有银行的均衡贷款利率和经营风险较低，市场份额较大，但是较低贷款利率会降低国有银行的期望经营利润。强化市场竞争通过削弱两类银行的垄断定价权而降低均衡贷款利率，并且私有银行的贷款利率和经营风险下降更明显。国有银行的参与通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来增进社会福利，特别在市场竞争不足时，社会福利水平会得到大幅提升。

民营资本参股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混改”)中，通过知识赋能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是新时期混改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内生交叠持股的混合寡头竞争模型，研究隐性知识分享背景下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及其福利效应，并界定混改的有效“边界”。研究发现:(1)激励民营企业分享知识需使其参股比例高于一定阈值，当知识价值较高时，参股条件下难以激励民营企业分享知识，“拉郎配”式混改无法提升社会福利。(2)当使民营企业参股能够激励其分享知识时，恰好激励知识分享的参股比例为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在该股权结构下，当且仅当国有企业知识吸收能力高于特定阈值，且知识价值位于上下阈值间时，恰好激励知识分享的混改才能提升社会福利。因此，“中等”知识价值和较强吸收能力即界定了参股式混改的有效“边界”。(3)若知识价值为私有信息，合理的参股合约设计可有效甄别民营企业的知识价值类型，实现完全信息下的最优社会福利水平。本文提供了知识经济背景下混改策略的理论分析框架，丰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理论，对有效推进混改具有启示意义。

合理的股权结构设计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本文基于公平竞争视角，分析国有资本转让国有股权吸引民营竞争企业参股时，民营企业的知识转移激励如何影响最优股权结构（即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民营企业占股比例）。研究发现，两家企业同质产品竞争时，若国有资本只考虑社会福利，则当知识价值很高或很低时，不混改是国有资本的最优选择。只有当知识价值处于中等水平时，混改优于不混改，且最优股权结构可激励知识转移。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即使当知识价值很低时，混改也优于不混改，且最优股权结构可激励知识转移。随着产品差异程度的提升，即使当知识价值很高时，混改也优于不混改，且最优股权结构可激励知识转移。此外，随着国有资本更加重视利润目标，则混改优于不混改，但最优股权结构是否可以激励知识转移取决于利润权重大小和知识价值。多数情况下，最优股权结构下的混改会带来消费者福利损失，但当产品差异程度足够大且知识价值足够高时混改可以提升消费者福利。本文从理论上揭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知识价值对最优混改股权结构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对进一步推进混改具有启示意义。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 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 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 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 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 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 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 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 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 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 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