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的选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建新凯恩斯理论模型探讨了资本账户开放下汇率制度的选择。通过比较不同资本账户开放速度、不同汇率制度与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产出、通胀率与汇率的波动情况，并进行福利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随着汇率制度从相对固定转化为浮动，福利损失不断下降，且随着资本账户开放速度的提高福利损失下降的幅度降低；（2）在本文设定的各种汇率制度下，资本账户的开放都是有助于福利提高的，特别是在资本账户开放速度提高的初始阶段，福利会有显著地提高；（3）资本账户开放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同时进行汇率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本国的福利最优。本文的结论得到资本账户开放国家开放事实的支持。

汇率制度选择是国际金融领域重要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造开放型新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探讨了一国汇率制度选择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关系。通过数值模拟与福利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两条结论：(1)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实行相对浮动汇率制度有助于本国福利的提高，这种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尤为明显；（2）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会增加本国的福利损失，且在越为固定的情况下，这种福利损失越为明显；与此不同的是，在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下，福利损失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且随着汇率弹性的增加，这种降低更为明显。本文最后还通过对 20 国集团汇率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验证了上述结论。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我国将进行汇率制度与金融体系改革，那么两项改革应该如何匹配进行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构建新凯恩斯模型，通过数值模拟与福利分析探讨了两种不同利率规则下汇率制度改革与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优匹配。经研究发现：（1）预期利率规则下，福利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降低，且福利损失最小值出现的位置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趋向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2）非预期利率规则下，福利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降低，且福利损失最小值出现的位置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趋向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同时，当金融发展速度较快汇率制度较为固定时，本国福利会有显著的降低。本文对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与金融体系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合理的股权结构设计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本文基于公平竞争视角，分析国有资本转让国有股权吸引民营竞争企业参股时，民营企业的知识转移激励如何影响最优股权结构（即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民营企业占股比例）。研究发现，两家企业同质产品竞争时，若国有资本只考虑社会福利，则当知识价值很高或很低时，不混改是国有资本的最优选择。只有当知识价值处于中等水平时，混改优于不混改，且最优股权结构可激励知识转移。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即使当知识价值很低时，混改也优于不混改，且最优股权结构可激励知识转移。随着产品差异程度的提升，即使当知识价值很高时，混改也优于不混改，且最优股权结构可激励知识转移。此外，随着国有资本更加重视利润目标，则混改优于不混改，但最优股权结构是否可以激励知识转移取决于利润权重大小和知识价值。多数情况下，最优股权结构下的混改会带来消费者福利损失，但当产品差异程度足够大且知识价值足够高时混改可以提升消费者福利。本文从理论上揭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知识价值对最优混改股权结构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对进一步推进混改具有启示意义。

伴随着我国金融业迅速发展，对银行经营的业务范围的限制放宽和对外资银行准入制度的进一步放松，中国银行业事实上的混业经营的模式已经普遍存在。我国现行的金融业分业监管明显存在监管疏漏，多头监管和监管失控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使分业经营的监管模式不能有效的预防和处理金融风险，导致金融市场的波动和福利损失。本文把欧美国家混业经营的监管体制改革和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提出了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中国特色的存款保险制度以及转变金融监管方式等方面的建议。

：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政府以承诺的货币政策简单规则和 财政政策简单规则作为政策中介工具，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性进行调节，但是长期以来对 产出目标的追求导致了价格水平的发散、政策的作用不足或过度作用，以及社会福利的波动。 本文建立了新凯恩斯财政和货币政策合作的Ramsey 最优政策模型，并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 象，以福利效应为最优政策的评估标准，研究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合作的最优政策机制，分析 表明：在Ramsey 最优均衡下，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通胀和产出目标，最优货币政策简 单工具规则的严格通胀目标会使得福利损失最小化，而在产出和通胀权重以及福利损失最小 化三者上不能兼得；最优财政简单工具规则是趋向减小收支差而达到福利损失最小化。另外 通胀动力学表明最优通胀率为零此时的福利和条件福利都达到最大，任何通紧会导致产出的 降低，但是通胀却不能确保产出的增加，实证分析表明2005 年第一季度至2009 年第二季度 中国经济增长的无条件福利损失处于波动状态，经济的增长却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条件福利损 失，即经济增长导致跨期消费成本增加。

长期以来，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常被人们批评为没有规则可循，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我国二元制的经济体系。遗憾的是，对于二元制经济体系下的货币政策操作在国外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本文在奥伯斯特菲尔德――罗戈夫（1995）模型的框架下，采用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的福利分析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关注对象进行模型分析，发现：中央银行如果关注全国性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货币操作要比关注地区性的操作福利成本要小。从而认为中央银行上收权限，划分大区分行的行为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