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对中国股票型私募基金经理的市场择时能力进行了检验，即这些私募基金经理是否具有根据市场情况来调整基金资产组合的市场敞口的能力。相比与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策略和资产组合的调整更加灵活，因此更有利于体现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我们从收益择时、波动择时和流动择时三个维度来对中国的私募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私募基金经理具有一定的收益择时和流动择时能力，但是很少有基金经理具有波动择时能力。即一些私募基金经理可以通过预测市场收益和市场的流动性，来相应调整资产组合的市场敞口，但很少有基金经理可以通过预测市场波动来调整基金的市场风险敞口。同时，我们对回归结果进行了Bootstrap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显著的择时能力并不是由于运气因素所带来的。最后，我们也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的检验。我们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私募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具有一定的帮助，同时，有助于加深理解市场的收益、波动性和流动性在资产管理和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本文首次利用手工收集的493只非结构化阳光私募基金样本，并综合使用基于CAPM和FF3的8种因子模型从基金个体、基金组合、基金经理以往职业经历（分为公募系、券商系和民间系）等角度考察阳光私募基金绩效。实证研究发现：阳光私募总体上跑赢市场；其中，公募系和券商系虽无择时能力，却具备优秀的选股能力；民间系具有一定的选股能力，但存在糟糕的择时行为。我们还发现基于FF3的因子模型解释能力更强，其中GII-FF3模型能更有效的识别基金的择时能力。

考虑到市场非完备和私募基金管理者风险厌恶的实际情形，本文根据效用无差别原理，得到基金管理者收益的确定性等价价值满足的偏微分方程，并运用有限差分法进行数值分析。结果表明：管理者风险中性时的非系统风险溢价为零；非系统风险溢价的增大使得收益价值是自有资金率的递增凹函数；管理者的风险选择决定于非系统风险和风险厌恶程度，在有限期的情形下，风险中性型管理者会选择无限大的基金波动率，风险厌恶程度低(高)的管理者会选择尽可能大(小)的基金波动率；并从确定性等价的角度讨论了契约设计问题。

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私募基金由于对新兴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而备受推崇，同时，因为私募基金规范过于滞后，使得我国将如何对其监管引发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中唯有中国能保持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当局再度启动了立法程序。目前，虽纵观各界对私募基金立法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但以金融反垄断审查为视角进而规范私募基金的思路却几无提及。 本文以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及规范进程为主线，借鉴并分析了美国对私募基金的界定，梳理了私募基金的运作脉络，融合了我国新兴出现的金融反垄断执法机制，吸纳了次贷危机进入新阶段后欧美金融反垄断执法的最新动向，从五方面前瞻地提出了我国私募基金立法的金融反垄断规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