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

  • 详情 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就业创造效应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当前经济环境下,政府为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而做出的重要举措,因而科学评估留抵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进一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 2013—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 2018 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规模,该结论在进行动态效应分析、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同时期政策影响以及替换模型设定形式四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通过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实现。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融资约束高、劳动密集型、税收征管强度大的企业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员工占比和员工工资水平,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文章结论为政府部门通过留抵退税政策实现“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 详情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
    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叠加的复杂形势下,妥善处置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确保当前我国经济稳定和发展安全的关键。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2015年新《预算法》的正式施行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深入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通过杠杆失衡机制和信用关联机制,有效降低了实体企业的信贷错配、过度负债及杠杆操纵水平,显著弱化了实体企业间的担保关联和因影子银行与金融化活动引致的信用风险关联,从而有力缓释了实体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这一效应在政府隐性担保强、金融监管程度弱及城投债务期限长的地区尤为明显。经济后果上,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积极缓释效应,最终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平稳增长。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具有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以及消除经济增长隐患的重要政策效果,对于深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 详情 资产证券化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现阶段中国政策利率下行并未有效传导至中长期利率,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欠佳。结合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资产证券化,文章从利率传导渠道出发,厘清了资产证券化借助价格风险对冲、信贷资产定价的途径,疏通政策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信贷市场利率传导的作用机制。基于 2012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间的月度数据,应用局部投影方法充分识别了资产证券化在利率传导渠道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资产证券化”状态下货币政策冲击对债券市场不同期限利率以及信贷市场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远高于“低资产证券化”状态。需要强调的是,在替换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冲击、改变资产证券化的测度方式、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可见发展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冲击区分为宽松冲击和紧缩冲击后,发现面对宽松货币政策冲击时,资产证券化对利率传导效率的提振更大。建议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特别是在货币政策适当加大力度“稳增长”的关键时期,大力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助力货币政策传导提质增效。
  • 详情 货币政策与分布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从微观数据到宏观分析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 详情 货币政策与分布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微观数据到宏观分析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 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 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 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 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 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 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 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 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 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 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 详情 要素投入、货币供应与中国经济波动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增长,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从战略高度审视经济波动问题,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本文通过构建基于要素投入、货币供应与中国经济波动的AKM模型,采用1953-2004年样本序列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脉冲响应函数(IRF)以及Granger Causality Test,实证检验了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货币供应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资本投入波动是经济增长波动的主因,货币供应量波动次之,技术进步引致的经济波动则更为平缓和持久。在较短的时期内,资本存量和货币供应波动更容易引致宏观经济波动,且波幅较大,而技术冲击则从更长的时期内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影响。此外,我国技术进步并不内生于经济增长以及货币供应非中性的推论也值得重视。最后,文章就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平稳增长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 详情 要素投入、货币供应与中国经济波动
    内容摘要: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增长,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从战略高度审视经济波动问题,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本文通过构建基于要素投入、货币供应与中国经济波动的AKM模型,采用1953-2004年样本序列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脉冲响应函数(IRF)以及Granger Causality Test,实证检验了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货币供应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资本投入波动是经济增长波动的主因,货币供应量波动次之,技术进步引致的经济波动则更为平缓和持久。在较短的时期内,资本存量和货币供应波动更容易引致宏观经济波动,且波幅较大,而技术冲击则从更长的时期内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影响。此外,我国技术进步并不内生于经济增长以及货币供应非中性的推论也值得重视。最后,文章就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平稳增长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ives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ment is to keep GDP growing fastly and stably. Realizing this objective, We must survey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fluctuation from a strategic view and treat it as the basic and prior go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formating AKM model and appling VAR IRF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with 1953-2004 data, this paper finds:the main reason of economic fuctuation is capital input and money supply follows. In a short term, the fluctuation caused by capital input and money supply is more easier and stronger, while technology impulse always causes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 softly and durable in a long term. Otherwise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non-neutrality character of money supply and the non-endogenesis of technology progress . Finally this paper raises some brief countermes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