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CEO联系紧密及强大的董事会子群的存在会影响董事会的独立性及董事会职能的履行, 并会进一步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及转型水平, 但现有研究尚未关注到这一问题。本文基于平均轮廓宽度算法，以2010-2022年中国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董事会—CEO子群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CEO子群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降低董事参与董事会会议的积极性、过度提高CEO的薪酬水平、加剧企业投资不足问题以及削弱管理者的创新意识，均是董事会—CEO子群权力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产权性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及内部控制等内部治理要素以及社会公众、分析师及行业竞争对手等外部治理要素能够有效发挥治理作用时，董事会—CEO子群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负向影响会被削弱。本文从董事会—CEO子群权力视角，揭示了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的前因，为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启示和参考。

壮大耐心资本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但鲜有研究探讨由耐心资本形成的共同所有权网络及其绿色治理效应。鉴于此，本文以2016—2023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增强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机制检验表明，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抑制研发操纵与提升内部控制信息质量来促进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通过抑制绿色创新的“黑暗面”，推动企业全面履行其社会责任，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言行一致”。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高科技行业和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长期机构所有权的绿色治理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从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视角揭示了AI赋能耐心资本网络在促进绿色创新中的显著作用，拓展了耐心资本作用机制及绿色创新驱动因素方面的研究文献，也为政府监管政策制定与企业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突破性创新是破解我国创新质量短板、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路径，也是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本文以2015-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方法构建高管长期主义变量，运用企业发明专利CD指数测量突破性创新水平，探究高管长期主义特质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长期主义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机制分析表明，高管长期主义通过提升企业自主研发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抑制外部并购等路径，提升了企业突破性创新水平。高管团队断裂带削弱了高管长期主义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高管长期主义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时间导向影响高管创新决策的研究，并为企业实现从“外源依赖”到“内生驱动”的突破性创新路径演进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本文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金融开放对企业产品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的产品竞争力，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来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一是竞争压力倒逼效应，推动企业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和提升创新能力，重塑竞争优势。二是资源配置效应，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改善融资环境和拓展出口渠道，帮助企业实现要素升级，进而增强产品竞争力；（3）异质性检验发现，政策效果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盈利能力低及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低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丰富了金融开放对企业影响的实证研究，为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微观证据。

气候信息披露对于实现“双碳”目标，促进供应链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合并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基于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的自然实验，考察其对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目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对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具有增进效应，供应商企业的主动模仿和客户倒逼是重要的实现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中国出口供应商为污染型企业、面临较高的外部环境关注度，及目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执行更为严格时，政策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完善不仅有助于增加企业对实行强制性ESG披露政策国家的出口，而且能够提升供应商企业未来的经营绩效。本文丰富了气候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与实现机制的研究，增强了对强制性ESG披露政策的理解，对构建可持续供应链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

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全球人才管理格局，对中国企业而言，国际法律环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在深入剖析国际劳动法、税收法规、数据隐私保护以及跨文化法律差异后可知， 国际法律的复杂性不仅影响企业的人才吸引、 管理与留用政策，还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企业需要构建全面的全球法律合规治理体系、培养跨文化领导力、优化全球薪酬与激励机制、借助数字化技术提升人才管理效率以及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期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从而塑造更具活力与包容力的国际商业生态体系。

李左斌是自学寿险常识歌诀学案试验设计创始人。 邓小平理论主张：编写最精教材。 1980 年，中央财政金融学 院（现中央财经大学）率先恢复国际保险专业，标志着我国保险教育 正式拉开帷幕。中国保险业起步晚，基础薄弱，覆盖面不宽，全民保 险意识整体还比较缺乏，保险知识普及程度较低。 1997 年某大夫说:我是医生，我的儿子不需要保险!国民保险知 识如此匮乏，保险意识如此薄弱，觉得保险是奢侈品，视保险为负担， 拒绝保险，必将阻碍并制约中国保险业发展。 中国入世后，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保险国际化大趋势，中国保险 两大重任:宣传保险知识，提高国民保险意识。人们勇敢迎接外资保 险严峻挑战，把普及保险知识、培养国民保险意识放在首位，人人明 确人生始终存在：生得生存、老得养老、病得治病、残得吃饭、亡得 送终等自然社会风险人为事故，人们只有将这些风险卖给寿险公司， 家庭一旦出险，风险即变金钱;反之，出险即危险。 2006 年 6 月 26 日，《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要将保险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普及保险知识，提高全民 风险和保险意识。 从经济学角度看，保险是对客观存在的未来风险进行转移，把不 确定性损失转变为确定性成本（保费），是风险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 而从社会学角度看，保险体现了人们的互助精神。发达的保险业是社 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1997.7.1 至 2003.9.1，笔者学白居易诗特点，寿险理论实 践结合，竭尽全力完善寿险知识教材，超前编写最精教材《寿险 常识歌诀》：浓缩精华，介绍终身受益、必用寿险常识与技能， 其核心在于实用，使用基础性强，少用术语，具体语言实例，简 洁精练，生动易懂，明白如话，旨在中外人们：一读就懂，一学 就会，学而能用，寿险常识。 中国寿险事业拓荒者，优秀保险代理人，华源保险经纪人李左斌， 超前编写最精教材《人寿保险常识歌诀》发表在香港《教育科学杂 志》（2003 年第四期 63~65 页），献给人们，方便人们背诵掌握 终身受益《寿险常识歌诀》，为普及寿险常识，为保险代理人、保 险经纪人，为全日制、为成人高等教育保险本科专业应试考试取得 优异成绩，做一件实事。 笔者铭记哈佛心理学博士教诲:好成绩必须死记硬背。将保险教 育纳入中小学课程，每轮两年科普：人寿保险常识。自学寿险常识 歌诀学案，具体做法——每周一节，1|10 时间跨学科中国保险教育。 每周一歌，背诵一节，两年科普，寿险常识。（20✘2X2 二 80 节） 每周一人负责:更新抄一节在学校门口、班级黑板报栏目“每 周一歌”《寿险歌诀》。自抄一节《寿险常识歌诀》；自读:回家 自由朗读一节《寿险常识歌诀》至会背；自背:上课齐背一节《寿 险常识歌诀》；查背:师找不会背“一节《寿险常识歌诀》”滥竽 充数南郭先生，并且落实全体背诵；自用默写:课后专用本默写， 主编《寿险常识歌诀》。 2006 年，笔者李左斌福建省自学考试成人高等教育保险本科 专业肄业，填补成人高等教育保险本科专业空白。自编《寿险常识 歌诀》是多快好省学好寿险知识捷径，贵在落实、竞争、乐趣、 思维、习惯， 能事半功倍掌握寿险知识， 致力于让寿险走进千 家万户人们心里！普及保险知识，提高全民风险和保险意识，最终 全民参加人寿保险。

房地产风险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是当前经济金融工作“三大风险”中的两个风险，而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可能诱发地方性中小银行的风险事件。本文以2010年—2022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和地方性中小银行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城市房价泡沫上升会产生风险“粉饰效应”，表现为降低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但是房价泡沫破灭会导致中小银行风险持续上升。影响机制的结果发现，城市房价泡沫带来的抵押品价值效应和银行风险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会降低中小银行风险，即提升中小银行客户抵押品价值、促进中小银行信用风险资产替代进而降低中小银行风险。异质性研究表明：房价泡沫上升对于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粉饰作用在城商行、省域内经营的地方性银行、银行业竞争度较低地区银行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城市房价泡沫会扭曲地方性中小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为，表现为更多的信贷资金流向金融资产和房地产行业，并没能够有效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房地产市场风险传溢的影响机理，还能够深化对于房地产风险-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信贷扭曲影响逻辑的理解，从而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政策启示。

关键领域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不仅表明了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也预示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格局将迎来重大改变。在这一背景下，高技术行业，特别是关键领域的企业，亟需实现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变。本文基于 2010-2023 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以 FIRRMA 试点作为美国在关键领域外资安全审查收紧的准自然实验，探究中国关键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显著促进了关键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对企业所受“内部支持”和“外部压力”的作用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受到内部支持的企业在外部压力下表现出较低的敏感性，而未受内部支持的企业在面临外部压力时反而实现了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通过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提升了创新质量，以及增加了企业之间的联合创新，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本文的研究为理解新旧技术国家主义转变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视角，同时为中国政府在高技术产业政策制定中的深入评估与策略优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提高利率传导效率， 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2019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oan Prime Rate， 简称 LPR） 改革。 本文基于 LPR 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 采用连续 DID 等方法探究 LPR 改革对实体经济融资的影响及其机制。 结果表明：第一， LPR 改革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第二， LPR 改革提升了信贷配置效率， 高成长性企业贷款可得性显著上升；第三， LPR 改革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异质性影响， 低风险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相对显著；第四， 微观机制结果验证了， LPR 改革不仅通过传统的竞争性机制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还会通过利率传导机制与贷款定价机制畅通利率传导过程， 提升中小银行贷款定价能力，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