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投资和出口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推动GDP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 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流，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再加上疫情对我国进出口 贸易的冲击，消费的重要性更加突显。金融市场发展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我国政府早 在2013年就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随着普惠金融的推广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两者之间 产生了紧密的关联。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数字化、广覆盖、低成本的优势给居民带来安全便捷 的金融服务，降低风险感知，提升收入感知，从而影响消费。因此，在新的发展格局下，研 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地理和收入聚集性，且不同区域的居民 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而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迅速，居民收入水 平相对处于高位，居民消费需求前卫，层次更加多元化，因此，将我国东部地区作为研究重 点，探讨消费理论可以综合考虑更广泛的消费需求和层次，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经济新 环境下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理论。 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我们发现，总体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增加中国东部地区居民消费 的正向效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通过机制分析， 我们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间机制提升居民消费 需求。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 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农村居民。

持续的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现阶段发展中国家却在普遍经历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文章基于1979-2018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服务业结构转型对其经济追赶的影响。研究表明：（1）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会抑制其经济追赶,且“过早去工业化”的负面作用更显著,其作用通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积累渠道实现。（2）发展中国家较高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可以削弱结构转型的负面影响。（3）较低的农业生产率、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应用和劳动力跨梯度转移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4）现阶段我国的制造业比重下降也不利于经济追赶,尤其是会阻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追赶。因此,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合理的产业政策防止“过早去工业化”,并通过提升农业生产率、吸引外资、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等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

普遍信任是影响包容性金融与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利用中国199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普遍信任与金融产业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普遍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包容性金融和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度。但普遍信任对金融产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会受到普遍信任和经济制度水平的约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水平和人力资本的提高也可以有效提升包容性金融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耦合协调水平。建议除了大力发展金融和产业内部的相关因素外，还可以采取提升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大力发展经济，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发展高等教育，多措并举，共同提升包容性金融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耦合协调度。

本文考察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基于各省份不同民族的人口比例，衡量各地区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结合润灵环球企业社会责任（CSR）数据，我们发现：第一、民族文化多样性对于 CSR 存在双刃剑效应。在民族文化多样性较低的地区，其显著提升了 CSR 履行效果；而在民族多样性较高的情况下，表现为更高的民族文化多样性降低了 CSR 履行效果。第二、引入族际通婚率作为工具变量，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之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 CSR 之间的负向关系依然显著。第三、地区信任程度对于前述关系存在显著的边际影响。随着信任程度的增加，民族文化多样性带来的正效应逐步减弱；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则在边际上显著加强了民族文化多样性对 CSR 的负向作用。最后，在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并引入汶川地震这一外生冲击之后的企业捐赠数量，我们发现本文结论仍然稳健。

汇率制度选择是国际金融领域重要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造开放型新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探讨了一国汇率制度选择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关系。通过数值模拟与福利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两条结论：(1)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实行相对浮动汇率制度有助于本国福利的提高，这种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尤为明显；（2）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会增加本国的福利损失，且在越为固定的情况下，这种福利损失越为明显；与此不同的是，在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下，福利损失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且随着汇率弹性的增加，这种降低更为明显。本文最后还通过对 20 国集团汇率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验证了上述结论。

本文选用 2011-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 验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并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且具有门槛效应， 在经济发展初期， 这一收敛作用效果更为明显。 中介效应分析推断出数字普惠金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促进经济发展， 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却能小幅度地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但总体来说， 仍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为主导效应。

本文选用 2011-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数字 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并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 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具有门槛效应，在经济发展初期，这一收敛作用效果更 为明显。中介效应分析推断出数字普惠金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升却能小幅度地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总体来说，仍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 作用为主导效应。

金融集聚、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率的互动关系存在耦合特征，利用协同学思想构建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对 2008-2013 年中国省域金融集聚、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时序变化上，省域金融集聚、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率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变 化趋势基本趋同，大致呈现同步稳定上升态势，耦合度均值为 0.316，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 均值为 0.318，处于低度耦合协调阶段；②空间分异上，省域金融集聚、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率系统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都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东部省域普遍高于中西部省域的特征，并且与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③空间组合上，呈现了三类和三型共七种类型，失调发展类、轻度失调类和濒临失调类所占比重分别为：42%、45%和 13%，北京市和上海市表现为生态效率滞后型，金融集聚滞后型和经济发展滞后型省域占比分别为 71%和 23%。

多数文献研究认为股票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因此货币政策的调整可以通过股票市场达到预期目标。本文通过构建实际利率、货币供应量变动率和上证综指收益率的三元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施加长期约束，检验结论有利率不是纯粹外生于经济系统的变量，具有一定内生性，应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央行调节利率干预股市的效果要好于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干预效果，所以央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以利率为主；我国股市市场化程度不高，不能反映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

基于金融系统论之上，本文提出了考察金融发展的三个纬度，在金融发展与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背景下，对转型期中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转型期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的生产率效应为负，金融结构的生产效率效应为正，金融效率的生产率效应为正；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效应也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同时，来自于区域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分类实证检验也说明了金融发展生产率效应区域的差异性和非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