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数字中国的背景下，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机构对释放实体经济发展活力,推动金融体系脱虚向实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及不同实体行业效率的影响，并基于中国银保监会官网金融许可证信息爬取的258772条金融机构数据，结合499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金融供求结构指标，从金融供求结构的视角考察金融科技脱虚向实的影响渠道。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推动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对金融支持第三产业效率的影响较为明显，各种稳健检验均支持这一结果。在金融供给端，金融科技从增强金融机构竞争程度、提升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水平、缓解资源错配三个维度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在金融需求端，金融科技通过增强企业贷款可得性、深化实体行业与金融业关联程度改善金融需求结构，从而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最后，金融科技的脱虚向实作用在对外开放水平低、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较少和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金融科技的应用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金融供给结构的不平衡提供了契机。

普惠金融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采用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国家统计局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金融的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地域异质性。首先，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削减效应。其次，引入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普惠金融对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起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生活水平对环境污染的正向中介效应，仍会造成污染加剧。然后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边远地区，普惠金融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最后进行总结，填补普惠金融领域的研究空白，为政府在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协同生态环境提供启示与建议。

目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深刻的调整周期。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如何在解决当前危机所需要的短期手段以及改变中国经济依赖外需的畸形结构间寻求平衡，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和中外学者的密切关注。为了从数量上把握短期扩张的公共支出政策对实物部门和金融部门影响，本文基于一个实物部门与金融部门相统合的中国金融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从动态的角度定量分析了在中国结构调整过程中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并提出模拟结果的相关政策含义。

监管部门实施基于会计业绩指标的监管政策，旨在淘汰业绩较差的上市公司，发挥资本市场配置稀缺资本的效率。但本文的研究表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会计舞弊行为，弱化了这一管制政策的经济效率。本文的主要经验研究包括，深市配股公司和连续两年亏损公司具有显著高的会计舞弊概率。沪市一年、连续两年或连续三年亏损公司具有显著高的会计舞弊概率。我们没有发现上市公司通过会计舞弊来配合二级市场机构炒作的现象。因此，这一发现表明，监管当局需要注意防止上市公司通过会计舞弊来规避管制，以确保基于会计数据的监管政策的经济效率。

结合Galor和Zeira（1993）和Banerjee和Newman（1993）研究收入分配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模型，本文分析了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性导致的社会群体分化和经济增长的特征。本文首先规定债务契约既需要贷款监督成本又要求贷款抵押品，然后发展了新的交叠世代模型，研究了由于金融市场的此种不完善性，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对长期中收入的分配和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由于这种金融市场不完善性所产生的信贷配给，收入的分配和经济绩效在长期中也依赖于初始的财富分配。整个社会由于初始财富水平的不同最后分化为贫穷阶层、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三个集团。贫富差距对人均收入有不利影响，而中间阶层占总人口比例对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分配的公平和经济效率是正向联系的。因此，培育发展中产阶级，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减少贫富差距对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有积极影响。

本文面向内幕交易的经济学理论模型研究，从研究平台、对投资和社会财富、外部人对内部人的博弈、公司治理、内幕交易对证券运动的影响方面进行了综述和归纳；从经济效率的研究角度来看，存在反对和不反对内幕交易两种结论，但以前者人数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