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监管政策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面临流动性约束和影子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4-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银行理财产品视角探究影子银行监管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贷款数据识别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关联，并结合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据构建企业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敞口指数。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前对银行理财产品敞口较高的企业在此后的信贷可得性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无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与银行信贷关联较为单一的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前对理财产品依赖程度较高的银行在此后的非流动性资产持有比例显著降低，资产端流动性囤积水平明显上升，该效应通过银企信贷关联传导至企业并导致其信贷可得性降低。本文厘清了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近年来，在债市违约潮频发制约债券融资的背景下，我国吸收借鉴国外信用衍生品发展经验，创新了中国版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以下简称CRM），推动了债市功能恢复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搜集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凭证类CRM数据，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视角，考察了我国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服务效果。结果发现，发行CRM能够同时降低企业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程度，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CRM创设机构发挥了关键性的治理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债务治理等机制促进投资效率。CRM服务民营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更明显，且当CRM创设规模覆盖比率越高、保护期限越长时，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越强。结论显示，作为增强债券市场有效性的金融创新制度，CRM具有较好的增信效果和治理效果，契合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宗旨，对中央提出的“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都具有重要实践启示。

把握新技术革命发展机遇,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对于新形势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 2003—2019 年中国 283 个地级市数据和网络爬虫获得的企业微观数据构建城市产业智能化指数,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产业智能化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此外,运用机器学习中的极限梯度提升树算法（XGBoost）识别出产业智能化的核心驱动因素,在此基础上借助加权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探析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网络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强度不断提高,但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大部分城市位于网络边缘位置,主要依靠城市群或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产业智能化产生辐射带动作用。（2）XGBoost 算法测算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是产业智能化的核心影响因素,累积贡献率高达 92.72%。（3）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有利于加强城市间的产业智能化合作。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推动外围城市、高产业智能化水平城市形成紧密的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而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对其驱动作用有限。据此,文章提出了推动产业智能化空间协调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

中央金融强监管政策效果受到高度关注,但补齐地方金融监管短板的重要性却鲜有提及。文章基于 2018 年省级地方金融办集中升格为地方金融监管局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能否促使实体企业“脱虚向实”而回归本源。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办升局”所引起的金融监管强化会显著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去金融化,且主要挤出了其出于逐利性动机而参与的金融活动,这是通过阻隔影子银行逐利渠道和民间金融投资渠道实现的。进一步地,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能够显著推动实体企业“脱虚”后“向实”,促进主业投资,提升主业业绩。此外,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环境较差、财政分权程度较高、城投债发行规模较大和银行业竞争度较低的地区。文章初步厘清了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效应传导至金融化实体企业的机理路径及经济结果,为金融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加深对金融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于引导金融开放战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 2005—2021 年 28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结构性”驱动作用,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的驱动作用尤其明显。与资本流动强度相比,金融业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促进效应更为显著。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果主要体现在中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金融开放对其驱动作用呈依次递增态势。机制分析表明,金融开放会通过激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渠道优化经济发展质效,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在金融监管强度较高的地区,金融开放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并且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存在非线性门限效应,当其跨过一定门限值之后,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强的驱动效果。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提升经济发展质效及完善金融监管框架提供可靠的理论与经验依据。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新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而推进这一战略则需打破市场准入管制壁垒。文章利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以 2013—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而这一效应主要通过“打破地方行政垄断壁垒和强化产品市场竞争激励”的产品竞争机制以及“减少政府要素配置干预和缓解要素市场错配程度”的要素配置机制而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发了企业创新策略的积极调整,具体表现为企业倾向于增加创新投入、提升创新效率以及追求高质量创新,而较高的创新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在竞争加剧下取得良好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创新激励效应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的地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运营效率较低的企业中。文章的研究结果为协调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有益的政策参考。

资本跨地区流动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7—2019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年报文本和数字化资本投入等方式测算企业数字化水平,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企业数字化对资本跨地区流动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设立异地子公司,加速资本跨地区流动。数字化对资本跨地区流动的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流程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竞争行业中更显著；同时,母子公司处于同一个城市群内部或母公司位于较大的城市时,这一促进效应也将更强。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降低各项交易费用、优化企业内部组织、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等途径促进了资本跨地区流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对本地投资并不存在显著挤出效应,且跨地区投资增加了母公司利润,但子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还有待加强。文章的研究为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新的微观路径。

本文以我国逐步推行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度为研究场景，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为研究方法，考察资本市场发行制度的完善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生产效率，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注册制的推行可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采用企业TFP不同测算方法、增加行业固定效应和重新筛选数据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注册制的实行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注册制实行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行业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行业竞争度高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为了提升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要继续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促进资本市场良性循环发展，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鼓励企业务实创新。

针对当前国家和社会普遍关心的“金融让利”问题，本文提出，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现代金融业的使命，也是金融理论的核心理论问题，因而回答“应不应该让利、如何让利”的关键是理解金融业利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大量文献和经济学事实的基础上，本文将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有机结合，将马克思“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著名观点融入现代经济增长框架，解释了金融业利润过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支持了模型的核心推论。本文的研究表明，促进金融业让利的根本在于构建合理的“产业-金融”利润分享机制，但绝不能搞“一刀切”，通过反垄断、提供公共信息、倡导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适度控制金融部门的议价优势，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有效手段。

我国金融体系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风险的发展之路，才能扬长避短地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转型。我国金融体系、企业投融资具备三个鲜明特征，其一，政府政策和金融机构间存在共振特征，其二，存在显著的融资摩擦，其三，企业各项资产、融资工具存在风险传染特征。这三个鲜明特征与西方传统金融加速器理论基础假设相悖，会加强传统金融加速器的放大效应，加剧实体经济的波动。本文通过三种方式验证上述中国式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存在，包括PPP政策冲击下典型行业与企业特征事实，引入三个特征假设后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模型和进一步的数值模拟分析。本文还发现，缓和的调控政策和差别化的银行信贷策略可以缓解中国式金融加速器。本文成果有助于认识我国金融体系规律、防范化解实体经济风险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对金融监管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