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金融在经济发展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本文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作了初步探索。本文首先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进展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双向因果关系检验，接着运用我国历年经济金融发展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做出实证分析，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关系的重要结论，并对这些结论作了深刻分析。

内容提要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 1、证券市场直接筹资为企业提供巨额的发展资金。 2、界定产权，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转换阈值，使一些原本具有正外部效用但受制于路径条件的制度变迁得以进行，避免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剧烈震荡，促进了企业机制的转换。 3、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 4、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金融深化进程。 5、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托宾Q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直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储蓄总量的增长。 6、影响国家货币供给的结构与数量，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 最后，本文以1994―2002年季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回归与时序分析，并对其中的主要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如下： 1、经济增长对股价指数运行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股票价格指数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市场筹资情况，并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股价指数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显著性不如经济增长对股票指数的影响强烈。彼此影响滞后一季度。 2、经济的环比增长率与资本化率、交易率、金融深化比率、财政支出比率、储蓄比率呈对数线性关系。其中，经济增长通过新增的交易价值来实现对资本化率的影响。 3、交易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说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但要滞后一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活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对市场活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可能与我国的“政策市”特征有关。

“新经济”引起了资源配置机制的深刻变革，“新金融”就是这场变革的结果，是现代金融体制的创新。“新金融”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一体化市场为载体、合业经营为方式、电子网络为手段、金融工程为技术的现代金融体制，它具有资源证券化、运行市场化、市场一体化、经营合业化、手段信息化、技术工程化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经济”的实质就是高新技术与“新金融”的有机结合、交互作用和协调发展。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 1、证券市场直接筹资为企业提供巨额的发展资金。 2、界定产权，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转换阈值，使一些原本具有正外部效用但受制于路径条件的制度变迁得以进行，避免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剧烈震荡，促进了企业机制的转换。 3、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 4、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金融深化进程。 5、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托宾Q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直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储蓄总量的增长。 6、影响国家货币供给的结构与数量，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 最后，本文以1994―2002年季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回归与时序分析，并对其中的主要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如下： 1、经济增长对股价指数运行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股票价格指数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市场筹资情况，并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股价指数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显著性不如经济增长对股票指数的影响强烈。彼此影响滞后一季度。 2、经济的环比增长率与资本化率、交易率、金融深化比率、财政支出比率、储蓄比率呈对数线性关系。其中，经济增长通过新增的交易价值来实现对资本化率的影响。 3、交易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说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但要滞后一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活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对市场活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可能与我国的“政策市”特征有关。

本文主要研究国有企业MBO在现实经济环境中的可行性。基本结论是：在企业国有的背景下，MBO的实施会出现实施前提与实施目标同一的悖论。本文通过对MBO方案主体的行为限制、行为可能等进行分析，推导出国有条件下， MBO后经营者行为并不一定会符合标准企业理论的规定条件，从而产生悖论。而该悖论存在表明，在目前状态，国有企业的MBO不宜过分提倡。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主要放在引进外部投资人身上。

对利率决定机制的不同看法一直处于货币经济学中许多困惑和争论的中心，而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又更是处在中心的中心。本文尝试从流动性偏好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出发，对其进行全新的解读。本文揭示了在利率决定中引入流动性偏好分析的必要性，并表明，是融资动机，而不是交易动机，在利率决定中发挥着更为基本的作用。同时本文指出，在凯恩斯的利率理论中利率是不确定的，而且这一错误是由于融资动机的引入才得以显示出来。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把一般均衡方法和基于融资动机的流动性偏好分析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一个逻辑统一的、完整的利率决定模型。在新的模型中，利率由闲置货币的供求决定。进一步地，本文还推导出一个反映利率和预期收入间关系的宏观经济模型，以取代存在着内在逻辑矛盾的IS-LM模型。

固定资产投资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正日益被投资理论文献所关注。研究表明，其可逆性是相当低或者是不可能的，不确定性会给投资者施加巨大的影响。本文回顾了不可逆投资理论的有关文献，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的投资与通货膨胀和利息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这两种变化的不确定行已经妨碍了投资的增长。在文章的最后得出了适用于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与成因的分析，提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目前所面对的严峻形势，指出了几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及其规模的扩大对我国国民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笔者然后分别从微观与宏观上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其后，笔者借鉴了美国从事处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具体经验。在美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原因中，笔者提出了三点： 1 、银行经营管理不善。 2 、经济结构，经营环境变化。 3 、债务人经营管理不善。针对这些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美国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在不良债权出现初期，美国采取改进企业经营管理、增加抵押和担保、债务重组等途径进行解决。在不良债权出现后期，美国则采取了拍卖变现抵押品或担保品、接收债务人权益、强制破产等措施加以解决。通过对美国的经验的了解与分析，笔者然后论述了其对我国的借鉴。笔者提出了三项我国应采取的解决途径，分别是： 1 、要准确界定不良债权。 2 、政府要在不良债权处理中发挥核心作用。 3 、处理不良贷款必须标本兼治。在文章的最后部分，针对上部分对我国所应借鉴的几点解决途径的抽象概括，笔者进一步论述了我国在处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时应采取的具体对策，提出四点我国应长期坚持的策略措施，分别是坏账冲销、债务重组、债转股以及资产证券化。总的来说，文章是通过对美国进行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途径的论述，比较分析了我国在处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所应采取的策略措施，以期能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上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迄今为止，大量关于FDI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FDI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关系，FDI的技术溢出效应，FDI流向及其风险研究，很少有文献论及到FDI融资本地化问题，以及FDI融资本地化所引起的东道国经济系统，尤其是金融系统的安全隐患。本文依据中国的逻辑证据揭示FDI融资本地化对其路径依赖所导致的我国金融安全风险积聚，并提出处理FDI融资本地化问题的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国有企业MBO在现实经济环境中的可行性。基本结论是：在企业国有的背景下，MBO的实施会出现实施前提与实施目标同一的悖论。本文通过对MBO方案主体的行为限制、行为可能等进行分析，推导出国有条件下， MBO后经营者行为并不一定会符合标准企业理论的规定条件，从而产生悖论。而该悖论存在表明，在目前状态，国有企业的MBO不宜过分提倡。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主要放在引进外部投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