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信息披露对于实现“双碳”目标，促进供应链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合并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基于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的自然实验，考察其对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目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对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具有增进效应，供应商企业的主动模仿和客户倒逼是重要的实现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中国出口供应商为污染型企业、面临较高的外部环境关注度，及目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执行更为严格时，政策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完善不仅有助于增加企业对实行强制性ESG披露政策国家的出口，而且能够提升供应商企业未来的经营绩效。本文丰富了气候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与实现机制的研究，增强了对强制性ESG披露政策的理解，对构建可持续供应链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

2019年，国家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首次明确绿色产业范围和技术标准，旨在为包括绿色金融体系在内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中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重点支持方向提供技术上的参考目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以《目录》提供的技术文本为基础、运用前沿的大语言模型，构建了全新的基于专业技术角度的企业绿色技术指标，避免了传统企业环境效益评价指标（如ESG指标）存在的覆盖不足和漂绿高估问题。以该指标为基础，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目录》对企业创新能力、投资行为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目录》的颁布鼓励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增加了绿色支出，提升了绿色企业的创新能力，尤其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产出。进一步地融资机制探索表明，明确绿色标准显著降低了相关企业的融资成本，尤其对企业信贷融资渠道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本文通过经济意义分析发现，《目录》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节能减排。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健全绿色金融机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本文基于2015年我国关于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改革，探究医药领域制度改革对于医药创新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药审改革大幅缩短了创新药的审评时长，显著提升了医药领域的创新质量，同时激励医药上市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创新药的研发，探索崭新的技术领域，并提升了公司的经营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更高、市场化程度更高、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更完善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更高的企业，药审改革提升医药创新质量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我国医药产业由仿制为主转向自主创新为主以及国产创新药的崛起，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过去十多年，伴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中国城镇家庭住房财富快速上升。而创业对推动创新、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 2015 年和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本文发现，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财富增加 10%，家庭新增创业的概率上升 5.7%。本文还发现，住房财富显著扩大了创业家庭的经营规模，提高了创业家庭的经营绩效，并且显著增加了雇佣劳动数量，降低了家庭成员在创业项目上的劳动供给。同时，住房财富降低了家庭创业失败的概率，提高了家庭未来创业的意愿。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财富在三四五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对促进家庭创业作用更显著；住房财富对户主未接受高等教育、身体健康的家庭创业影响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住房财富不仅对促进家庭新增创业有积极作用，还促进了家庭新增主动创业。住房财富对中年家庭的创业决策有积极影响，但是并没有显著促进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创业。本文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住房财富增加所带来的信贷效应和财富效应，通过提高工商业信贷可得性和缓解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家庭创业。本文的结论表明，住房财富是促进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的助推器，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重视住房对家庭创业行为的潜在影响。

2018年受去杠杠政策影响，大量民营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为此，国家号召各地政府成立纾困基金纾困上述民营企业。本文以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纾困的130个样本为例，基于各地政府响应国家号召对民营企业纾困这一准自然实验，用DID等方法检验了政府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在短期内，政府纾困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具体而言，接受政府纾困的民营上市公司公告之后市场有显著的正面反应，同时被纾困方股权质押风险得到了缓解。（2）但在长期来看，政府纾困并没有改善被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这体现在纾困完成后，公司的经营业绩表现更差。（3）并且，在纾困中，纾困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代理问题越严重，政府的长期纾困效果越差。换言之，纾困方越有可能成为“接盘侠”。本文为政府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后续进一步规范政府纾困行为提供指导性的政策参考。

本文基于200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IPO资金对公司运营绩效和公司 市值的影响。研究发现IPO资金大部分在上市后第一年被用于长期投资，而非日常的生产 经营，在随后的两年企业甚至减少生产经营的资金投入而继续进行资本性投资。这种资金 使用策略导致了上市后企业经营绩效的不断下滑与恶化。不同于上市前企业将资金主要投 入到生产经营中，投资的高回报和对公司市值的提升引诱IPO企业将资金重点运用于资本 运作，但效果并不理想。

本文通过对 200 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IPO 前后的经营业绩分析，研究外部 IPO 融资对上市公司内生经营绩效的影响，利用回归模型来分析 IPO 在多大程度上分别对五 个经营绩效指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创业公司在上市后的第一年主要利用 IPO 资金来调 节公司的债务水平，而在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并非 IPO 融资所贡献，且这些经营指标的 增长并未实现公司总体运营绩效的同步提升。IPO 对企业的收入和净利润相关的运营绩效 影响甚微，虽不同行业和省份的企业表现略有差异，说明大部分的上市企业未能有效利用 IPO 资金来提升其经营绩效。

本文利用 2009-2016 年中国 A 股上市实体企业的年度数据，从企业生命周期的 视角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对主营业务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1)不同生命周期企 业的经营绩效表现存在显著差异，且随着生命周期的发展，企业的经营绩效相对下降;(2) 由于“蓄水池”和“挤出”效应的作用，企业金融化程度与经营绩效之间呈倒 U 形关系，即 随着企业金融化程度加深，金融化对经营绩效由促进作用转为抑制作用;(3)相对于成长期 企业，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金融化有利于其经营绩效表现，即当企业金融化促进经营绩效 表现时，提升作用更大，当企业金融化抑制经营绩效表现时，削弱程度更小;(4)通过对影 响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路径包含企 业创新、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市场竞争、宏观经济增长及货币政策六个方面。

我国企业高度依赖短期债务融资， “短债长用”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容易导致企 业在银根紧缩时由于难以续借到期的短期债务而发生流动性成本。本文以我国 2006—2008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银根紧缩时企业短期债务的流动性成本进行度量并检验其 是否受产权性质、规模及成长性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发现：银根紧缩时公司的短期债务水平 显著下降而长期债务水平没有明显变化，并且民营公司与小规模公司的短期债务水平下降得 更多；银根紧缩时，短期债务水平较高的公司具有更差的经营绩效，其季度ROA下降幅度 至少比其他公司大 0.2%，并且短期债务的这种负面影响对民营公司、小规模公司或者高成 长公司显著更大。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短期债务水平较高的公司在银根紧缩期间会发 生流动性成本，并且该成本对民营公司、小规模公司或高成长性公司更为重要。

在控制权转移中，大股东面临着重新选择持股比例和利益侵占的机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大股东在不同持股比例下如何调整利益侵占行为，是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建立控制权转移中大股东的利益函数，得出以下推论：（1）控制权转移后，对于经营绩效低下的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利益侵占行为呈倒U型的关系；（2）控制权转移以后，对于经营绩效改善的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利益侵占行为呈倒N型的关系。最后，本文选取2001—2007年通过股权协议转让的方式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作为检验样本，通过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较好地支持了上述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