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在推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质量型环境治理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协同降碳，如何进一步提质增效，是推进“双碳”战略过程中亟需解答的关键问题。特别地，签署《巴黎协定》以来，中国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然而，受限于数据可得性，现有研究尚未提供这一时间段内的定量分析直接证据。本文使用新近的企业层面较为精细的碳排放数据，基于《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的研究场景，系统分析了“双碳”背景下空气质量目标政策的微观降碳效果与增效机制。研究表明，蓝天保卫战能够协同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平均降幅约为15%，单个企业年均降碳量约为1.2万吨。这一效果主要由碳排放总量下降驱动，而非以生产活动收缩为代价，也未引起区域间和产业链上的碳泄漏问题。并且，与现有研究强调行业结构调整不同，本文发现高碳排放企业也实现了显著的减排效应。增效机制方面，蓝天保卫战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低碳投资发挥作用，而人力结构优化、绿色研发创新等机制尚未明显起效，同时缓解融资约束有助于提升协同降碳效果。本文的研究表明，进一步完善现有大气污染防治制度体系，辅以大规模节能降碳设备更新、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以及绿色金融等组合措施，能够有效兼顾环境、气候和经济效益，助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央国企在我国经济社会中除了创造经济价值和国家税收外，还承载着广泛的社会责任与企业担当。受行业属性、经营状况和政策因素等多方面影响，部分央国企长期存在市场估值偏低、投资者情绪低迷的问题。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提出与实践，有利于修复当前国企和非国企估值水平割裂的现状，对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股吧文本、股票市场交易和公司股权数据，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评估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提出之后上市公司经营性质对于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特估”在官方层面正式提出后，上市公司国有控股经营性质对个股投资者情绪有显著的提升作用；（2）该效应在日常消费品、工业和通讯服务三大行业和高市值公司较为明显，且在时间维度上具有短期滞后性和长期衰减性；（3）本文进一步发现，这一处理效应可能通过股息偏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对“中特估”效应定量分析的空白，有助于理解新形势下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优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对引导市场投资者情绪也有一定的政策和企业决策参考价值。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降杠杆、减负债、控风险”背景下，企业持股金融机构是否影响到资本结构的动态管理，该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以2006-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混业持股金融机构增强了企业向目标杠杆调整动机，增加持股金融业务类型这一持有数量上的策略选择，以及“银行+非银行”这一业务组合布局上的策略选择，均显著缩小了目标资本结构偏离程度。然而，混业持股金融机构下，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与偏离程度呈非对称性，对于过度负债企业，混业持股金融机构反而减慢了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进一步发现，上述策略选择对过度负债国有企业去杠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对资本结构调整动机与调整效率进行分离，揭示了企业集团在混业持股金融机构策略下对两者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深化了对企业杠杆优化权衡决策的理解。

金融发展与服务业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当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时期的研究热点。以1994—2011年苏州工业园区的金融和服务业数据，运用平稳性检验、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服务业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有效地推动服务业增长。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以实现金融业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本文以中国外汇储备有效管理为中心，沿着“存在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循序渐进地展开。首先在从外汇储备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外汇储备管理面临的四个外部冲击，提出加强外汇储备有效管理的必要性;其次，从理论角度提出外汇储备有效管理的三方面优化，为中国外汇储备有效管理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最后，在上述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外汇储备有效管理的设想，包括从宏观构建完善的外汇储备有效管理体系，从微观内容角度对外汇储备规模管理、结构管理和风险管理提出具体设想、安排和政策建议。

近几年，国家对商业银行单一股权结构进行改革，以期在股权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银行治理绩效提升。股权结构体现着股东之间的相对地位，是解决董事会与股东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也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控制权结构，进而决定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及运作，并通过公司治理结构对整个公司治理的效率发生作用。本文以截止到2009年末上市的14家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通过对比分析银行不同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产权基础，在当前我国公司治理环境下，与高度集中型及高度分散型的股权结构相比，股权相对集中的几个股东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当前中国经济外需紧缩、出口受阻的现实使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再次成为理论界和政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1981-2006年SITC标准分类的产业数据，本文运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变化影响出口贸易结构的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额的影响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显著的，且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分类影响存在较大差别。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加快出口企业产业转型、促进内需，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企业并购渐行渐近，与之相随的并购理论则是百家争鸣。基于主要从微观层面分析企业并购动机与绩效的各种西方企业并购理论，本文试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企业并购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即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分析。研究表明，企业并购不仅会对宏观的社会资源配置、供给需求等产生积极影响，而且有利于中观的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组织结构合理化，以及微观上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结合我国现实，企业并购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企改革、提升企业核心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我国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主流。最后，简要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表明，中国的企业并购必将迎来灿烂的春天。

内容提要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 1、证券市场直接筹资为企业提供巨额的发展资金。 2、界定产权，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转换阈值，使一些原本具有正外部效用但受制于路径条件的制度变迁得以进行，避免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剧烈震荡，促进了企业机制的转换。 3、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 4、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金融深化进程。 5、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托宾Q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直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储蓄总量的增长。 6、影响国家货币供给的结构与数量，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 最后，本文以1994―2002年季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回归与时序分析，并对其中的主要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如下： 1、经济增长对股价指数运行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股票价格指数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市场筹资情况，并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股价指数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显著性不如经济增长对股票指数的影响强烈。彼此影响滞后一季度。 2、经济的环比增长率与资本化率、交易率、金融深化比率、财政支出比率、储蓄比率呈对数线性关系。其中，经济增长通过新增的交易价值来实现对资本化率的影响。 3、交易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说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但要滞后一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活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对市场活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可能与我国的“政策市”特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