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风险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是当前经济金融工作“三大风险”中的两个风险，而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可能诱发地方性中小银行的风险事件。本文以2010年—2022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和地方性中小银行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城市房价泡沫上升会产生风险“粉饰效应”，表现为降低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但是房价泡沫破灭会导致中小银行风险持续上升。影响机制的结果发现，城市房价泡沫带来的抵押品价值效应和银行风险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会降低中小银行风险，即提升中小银行客户抵押品价值、促进中小银行信用风险资产替代进而降低中小银行风险。异质性研究表明：房价泡沫上升对于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粉饰作用在城商行、省域内经营的地方性银行、银行业竞争度较低地区银行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城市房价泡沫会扭曲地方性中小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为，表现为更多的信贷资金流向金融资产和房地产行业，并没能够有效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房地产市场风险传溢的影响机理，还能够深化对于房地产风险-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信贷扭曲影响逻辑的理解，从而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政策启示。

本文从数字化战略、数字化组织、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人才等六个一级指标和二十六个二级指标构建了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进一步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与其贷款银行的配对样本,考察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论如下：银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银行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银行数字化战略、数字化组织和数字化技术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产生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 “融资期限结构调整”机制和 “融资约束缓解”机制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高分析师关注、高研报关注，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低信息披露的企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好地改善其投融资期限错配。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进而提升了其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增长能力，同时缓解了企业的财务风险，但对企业经营风险的缓解作用不显著。银行金融科技对投资显。研究为银行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政策制定者、银行和企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旨在推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质量型环境治理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协同降碳，如何进一步提质增效，是推进“双碳”战略过程中亟需解答的关键问题。特别地，签署《巴黎协定》以来，中国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然而，受限于数据可得性，现有研究尚未提供这一时间段内的定量分析直接证据。本文使用新近的企业层面较为精细的碳排放数据，基于《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的研究场景，系统分析了“双碳”背景下空气质量目标政策的微观降碳效果与增效机制。研究表明，蓝天保卫战能够协同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平均降幅约为15%，单个企业年均降碳量约为1.2万吨。这一效果主要由碳排放总量下降驱动，而非以生产活动收缩为代价，也未引起区域间和产业链上的碳泄漏问题。并且，与现有研究强调行业结构调整不同，本文发现高碳排放企业也实现了显著的减排效应。增效机制方面，蓝天保卫战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低碳投资发挥作用，而人力结构优化、绿色研发创新等机制尚未明显起效，同时缓解融资约束有助于提升协同降碳效果。本文的研究表明，进一步完善现有大气污染防治制度体系，辅以大规模节能降碳设备更新、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以及绿色金融等组合措施，能够有效兼顾环境、气候和经济效益，助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本文考察官员政治晋升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地方官员存在晋升激励时，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显著降低。这一关系在雇佣过度和雇佣不足均显著。第二、在雇佣不足时，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并未随着雇佣的增加而提升的原因在于：企业的人力资本存在明显错配，这导致劳动力结构发生扭曲，从而无法达到劳动力最优配置。第三，引入地方矿难死亡人数为工具变量，2SLS 回归与安慰剂检验均显示，本文结果不受内生性影响。第四、在国有企业、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年份、期满晋升、官员学历较高的子样本中，晋升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同时，基于市长或书记晋升、正常与提前晋升以及是否首都或省会城市的横截面检验验证了结果稳健性。整体上，本文对深入理解政治晋升内在机制及官员晋升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劳动力结构配置的扭曲有重要意义，这对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参考。

在“降杠杆、减负债、控风险”背景下，企业持股金融机构是否影响到资本结构的动态管理，该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以2006-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混业持股金融机构增强了企业向目标杠杆调整动机，增加持股金融业务类型这一持有数量上的策略选择，以及“银行+非银行”这一业务组合布局上的策略选择，均显著缩小了目标资本结构偏离程度。然而，混业持股金融机构下，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与偏离程度呈非对称性，对于过度负债企业，混业持股金融机构反而减慢了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进一步发现，上述策略选择对过度负债国有企业去杠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对资本结构调整动机与调整效率进行分离，揭示了企业集团在混业持股金融机构策略下对两者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深化了对企业杠杆优化权衡决策的理解。

本文在剔除由资产规模变动引起的机械效应基础上重新检验了企业的融资行为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均值反转与持久性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在剔除了这种机械效应后，企业的融资行为仍引致资本结构的均值反转现象，但因调整速度很低而使得均值反转的趋势不是很明显。同样地，在剔除了机械效应后，资本结构的持久性系数不再为正，企业的长期融资行为导致资本结构发生了偏离目标值的过度调整。这意味着Lemmon等（2008）所发现的资本结构持久性现象很可能是资产规模长期变动引起的机械效应所致，而不是企业长期融资行为的结果。总之，在剔除了机械效应的影响后，我们没有发现支持动态权衡理论的足够证据。

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活动的价值取向，造就了目前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趋利性，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也败坏了金融系统自身的形象。金融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传导的重要媒介，承载着重要的社会责任，所以应当按照遵循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属性、充分体现金融行业特性等原则，重塑我国金融系统的核心价值观，以此引领我国金融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壮大。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作为两种重要的资本形式，资本市场的出现搭建了产业资本和 金融资本联系的桥梁。本文选取举牌作为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的一种典型案例，分析得 出在股票价值被极度低估的时候，渗透成本较低，产业资本会通过举牌渗入金融资本，产业 资本倾向选择同行业、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的企业作为被举牌公司，产业资本渗透金融资本的 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实现该行业的扩张，同时获得本属于金融资本的资本市场 的超额收益。在渗透之后，产业资本对被举牌企业实施经营管理，提高了被举牌企业的经营 效率，实现了产业调整，证明了金融能够有效的支持产业的结构调整。

困扰资本结构实证研究的一个难点是如何设计一套实证研究方案，排他性地 证实或证伪资本结构的某个理论支系。本文通过一套排他性的实证设计，观察四个控制子样 本的资本结构调整行为，并推断出哪个理论居于支配性地位。研究结果支持了动态权衡理论， 即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调整成本阻碍了公司趋近其目标资本结构，调整成本越低，公司 趋近目标资本结构的行为越明显；中国关于股票回购的限制阻碍了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中 国并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融资优序理论和“股权融资偏好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公 司资本结构调整行为。

困扰资本结构实证研究的一个难点是如何设计一套实证研究方案，排他性地证实或证伪资本结构的某个理论支系。本文通过一套排他性的实证设计，观察四个控制子样本的资本结构调整行为，并推断出哪个理论居于支配性地位。研究结果支持了动态权衡理论，即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调整成本阻碍了公司趋近其目标资本结构，调整成本越低，公司趋近目标资本结构的行为越明显；中国关于股票回购的限制阻碍了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中国并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融资优序理论和“股权融资偏好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公司资本结构调整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