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构建并校准了一个包含内生能源与产业结构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中国能源与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以及其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能源生产技术的进步通过改变各产业的生产成本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而产业结构转型从能源需求侧减少了高排放化石能源的使用。结果显示，2009~2020 年宏观产业结构转型推动了能源结构的转变并显著降低了碳排放量，其累计减少的碳排放量相当于 2020 年中国年排放量的 10%。同时，本文求解了“双碳”目标下最大化居民福利的碳税安排，发现内生税率随经济增长而快速上升，具有显著的发展阶段依赖性。在发展阶段早期实行较低的碳税税率可以维持更高的资本回报率，有利于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

加深对金融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于引导金融开放战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 2005—2021 年 28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结构性”驱动作用,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的驱动作用尤其明显。与资本流动强度相比,金融业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促进效应更为显著。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果主要体现在中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金融开放对其驱动作用呈依次递增态势。机制分析表明,金融开放会通过激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渠道优化经济发展质效,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在金融监管强度较高的地区,金融开放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并且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存在非线性门限效应,当其跨过一定门限值之后,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强的驱动效果。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提升经济发展质效及完善金融监管框架提供可靠的理论与经验依据。

持续的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现阶段发展中国家却在普遍经历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文章基于1979-2018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服务业结构转型对其经济追赶的影响。研究表明：（1）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会抑制其经济追赶,且“过早去工业化”的负面作用更显著,其作用通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积累渠道实现。（2）发展中国家较高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可以削弱结构转型的负面影响。（3）较低的农业生产率、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应用和劳动力跨梯度转移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4）现阶段我国的制造业比重下降也不利于经济追赶,尤其是会阻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追赶。因此,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合理的产业政策防止“过早去工业化”,并通过提升农业生产率、吸引外资、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等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

我国金融体系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风险的发展之路，才能扬长避短地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转型。我国金融体系、企业投融资具备三个鲜明特征，其一，政府政策和金融机构间存在共振特征，其二，存在显著的融资摩擦，其三，企业各项资产、融资工具存在风险传染特征。这三个鲜明特征与西方传统金融加速器理论基础假设相悖，会加强传统金融加速器的放大效应，加剧实体经济的波动。本文通过三种方式验证上述中国式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存在，包括PPP政策冲击下典型行业与企业特征事实，引入三个特征假设后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模型和进一步的数值模拟分析。本文还发现，缓和的调控政策和差别化的银行信贷策略可以缓解中国式金融加速器。本文成果有助于认识我国金融体系规律、防范化解实体经济风险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对金融监管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