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家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首次明确绿色产业范围和技术标准，旨在为包括绿色金融体系在内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中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重点支持方向提供技术上的参考目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以《目录》提供的技术文本为基础、运用前沿的大语言模型，构建了全新的基于专业技术角度的企业绿色技术指标，避免了传统企业环境效益评价指标（如ESG指标）存在的覆盖不足和漂绿高估问题。以该指标为基础，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目录》对企业创新能力、投资行为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目录》的颁布鼓励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增加了绿色支出，提升了绿色企业的创新能力，尤其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产出。进一步地融资机制探索表明，明确绿色标准显著降低了相关企业的融资成本，尤其对企业信贷融资渠道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本文通过经济意义分析发现，《目录》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节能减排。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健全绿色金融机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旨在推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质量型环境治理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协同降碳，如何进一步提质增效，是推进“双碳”战略过程中亟需解答的关键问题。特别地，签署《巴黎协定》以来，中国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然而，受限于数据可得性，现有研究尚未提供这一时间段内的定量分析直接证据。本文使用新近的企业层面较为精细的碳排放数据，基于《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的研究场景，系统分析了“双碳”背景下空气质量目标政策的微观降碳效果与增效机制。研究表明，蓝天保卫战能够协同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平均降幅约为15%，单个企业年均降碳量约为1.2万吨。这一效果主要由碳排放总量下降驱动，而非以生产活动收缩为代价，也未引起区域间和产业链上的碳泄漏问题。并且，与现有研究强调行业结构调整不同，本文发现高碳排放企业也实现了显著的减排效应。增效机制方面，蓝天保卫战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低碳投资发挥作用，而人力结构优化、绿色研发创新等机制尚未明显起效，同时缓解融资约束有助于提升协同降碳效果。本文的研究表明，进一步完善现有大气污染防治制度体系，辅以大规模节能降碳设备更新、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以及绿色金融等组合措施，能够有效兼顾环境、气候和经济效益，助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双碳”政策背景下，ESG 投资已成为主流投资机构的重要策略。文章基于基金持股来评估基金将 ESG 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中的程度，以探究 ESG 基金是否比传统基金具备更好的 ESG 表现。结果表明：(1)与传统基金相比，ESG 基金的 ESG 表现并不存在显著差异，ESG 基金存在“言行不一”的现象。(2) 业绩排名压力和缺乏外部监督可能是导致 ESG 基金“言行不一”的原因，而 ESG 基金“言行一致”主要由组织价值观驱动。进一步研究发现：ESG 基金能吸引市场上更多的资金流量。但投资者仅被基金外在的 ESG 标签吸引，未能区分基金在 ESG 表现上的差异。而获得更多资金流量的 ESG 基金并不能创造更好的超额收益。文章主要结论对我国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绿色金融体系具有一定政策启示意义。

“双碳”目标下企业的绿色投资及风险管理策略受到预期碳价格变动的影响，并且绿色投资最优决策需要企业权衡投资不足的机会成本和绿色债务无法偿还的违约成本。考虑外部融资风险和随机流动性冲击，本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量化研究碳价格对企业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和绿色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机制。碳资产可被质押使得碳价格在直接影响违约边界的同时，也通过影响绿色投资规模间接影响企业的违约边界，且模型发现由于碳价格对企业违约概率和违约成本的非对称影响，碳价格对信用风险的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理论结果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碳价格的提高能够改善绿色投资企业的信用风险，降低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存在碳价格的高低双重门槛来决定企业的最优绿色投资决策，当碳价格低于影子价格时，随着碳价格的提高，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增加、现金持有水平降低，而当碳价格处于显著大于影子价格的较高水平时，碳价格的提高反而降低最优绿色投资规模、提高现金持有水平；此外，当碳价格分别大于和小于高低门槛值时，企业绿色债券信用利差随着绿色投资规模的增加而分别相应地增加和减少。本文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碳定价机制对企业绿色投资决策和绿色债券定价所发挥的作用与微观机理。

当前，绿色金融备受关注，然而该领域的基础理论非常薄弱。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由于污染的外部性问题，环保的主要力量应当是公共部门而非金融系统。然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发展绿色金融？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是有效制定政策、构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基础。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表现出与公共部门环保投入的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基于经济增长框架的绿色金融理论模型，对经验事实给出了理论解释。模型指出，绿色金融的风险分担功能使其具有独特的长期增长效应，是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必然选择；而绿色金融政策与绿色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绿色金融？”的问题，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和政策分析提供了可借鉴的框架

发展绿色金融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但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不深入，研究“多而不精”、理论基础模糊、理论框架欠缺。本文通过系统性地梳理绿色金融的理论渊源、学说脉络和前沿趋势，提出绿色金融的核心议题是以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在宏观层面直接关系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在微观领域涉及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社会责任理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金融的“绿色功能”假说，并给出了一个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绿色金融的经济学基准模型”。这一基准模型有效地连接了绿色金融的微观运行机制和宏观经济效应，不仅能够实现多种扩展、用于政策分析，而且从理论层面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思路。

发展绿色金融旨在促进企业生产方式低碳转型，尤其支持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本文以绿色债券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发行绿色债券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两个方面，其中发行绿色债券对绿色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具有更好的动态持续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无第三方认证企业、专利密集型企业在发行绿色债券后绿色创新表现更加积极。进一步分析发现，发行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源于资源效应和监督效应两个机制。本文最直接的政策含义是，为企业实现环境保护与竞争力提升的“双赢”和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而更好地实现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逐步探索构建起我国绿色金融体系。2007 年 7 月 12 日环保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三部门联合提出《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标志着绿色信贷这一经济手段全面进入我国污染减排的主战场。2016年 8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成为中国和全球的绿色金融元年。邮储银行在绿色信贷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本文结合邮储银行绿色金融实践，从机构及产品角度分析绿色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包括：产品创新不足、业务联动不足、资源配置不足、资源分配机制落后。据此，本文结合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先进案例，提出邮储银行绿色金融供给侧改革意见和建议，一是以创新思维推动绿色信贷产品创新，二是形成跨部门多层级的联动营销机制，三是以市场为基础从需求出发配置资源，四是肩负敢于作为勇于担责的使命责任。

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有两类：一是减排政策，政府补贴、碳税与碳配额作为市场性政策的代表，从奖励与惩罚两方面下手，各有千秋，碳税政策或更符合我国国情；二是绿色金融，当下统一绿色金融界定标准、激励绿色信贷、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气候风险分析和前瞻性压力测试是较优的政策选项。

发展绿色金融旨在促进企业生产方式低碳转型，尤其支持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本文以 绿色债券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 发行绿色债券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 利两个方面，其中发行绿色债券对绿色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具有更好的动态持续性。异质性 检验发现，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无第三方认证企业、专利密集型企业在发行绿色债券 后绿色创新表现更加积极。进一步分析发现，发行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源于 资源效应和监督效应两个机制。本文最直接的政策含义是，为企业实现环境保护与竞争力提 升的“双赢”和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而更好地实现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有 益的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