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LASSO-VAR模型，使用A股全行业各股票近11年1分钟级高频数据，结合网络分析方法，从全样本和滚动窗口的视角分析房地产及其上下游行业的风险冲击及传染，测度“房住不炒”和“三道红线”两种不同力度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全样本期间，房地产的系统重要性较高，且扮演着“风险传出者”的角色。（2）“三道红线”的调控效果远高于“房住不炒”。（3）“三道红线”政策过于严格，对行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4）房地产在受到紧缩性政策冲击后，风险会立刻向下游行业传递，而上游行业约4个月后才受到冲击。最后，结合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对房地产调控政策力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注册制”改革后，新股弃购现象逐渐增多，已经成为新股市场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对影响新股弃购因素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投资者行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以科创板个人投资者新股中签后的弃购行为作为研究场景，从“信息效应”和“关注效应”的视角结合发行人基本面、资本市场情绪和投资者关注度三个代表性指标研究了个人投资者新股中签后弃购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发行人基本面、缴款时市场情绪和投资者关注度均对个人投资者弃购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市场情绪是导致个人投资者弃购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2）2021年9月份科创板定价制度显著提升了个人投资者的弃购率，并且造成投资者弃购决策更加依赖市场情绪。（3）弃购率高的企业IPO后续表现较差，说明科创板投资者趋于理性，并且参与弃购的个人投资者是聪明的投资者。本文结果表明企业层面，市场层面和网络信息层面的信息能够影响个人投资者交易行为，并且科创板的个人投资者中存在聪明投资者。因此，监管机构应完善科创板主承销商包销制度，允许聪明投资者弃购新股将有效制约科创板的“三高现象”。

把握新技术革命发展机遇,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对于新形势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 2003—2019 年中国 283 个地级市数据和网络爬虫获得的企业微观数据构建城市产业智能化指数,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产业智能化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此外,运用机器学习中的极限梯度提升树算法（XGBoost）识别出产业智能化的核心驱动因素,在此基础上借助加权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探析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网络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强度不断提高,但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大部分城市位于网络边缘位置,主要依靠城市群或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产业智能化产生辐射带动作用。（2）XGBoost 算法测算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是产业智能化的核心影响因素,累积贡献率高达 92.72%。（3）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有利于加强城市间的产业智能化合作。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推动外围城市、高产业智能化水平城市形成紧密的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而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对其驱动作用有限。据此,文章提出了推动产业智能化空间协调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就业者与岗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就业匹配质量低意味着个人和社会的人力资本不能被充分利用,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生产力损失。提升就业匹配质量是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社会网络是劳动者求职过程中的重要资源。文章首先通过理论模型分析社会网络对就业匹配质量的影响机制,然后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 年数据对农村背景人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有助于降低过度教育概率,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这一结论在以是否有家谱或族谱和春节期间来拜访的亲友家数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中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信息传递和提升人际信任度作用于就业匹配质量。文章认为,减少职业搜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搜寻摩擦对于提高就业匹配质量和缓解结构性矛盾都具有重要作用。

网络安全治理已经引起了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聚焦资本市场中的企业网络安全治理与金融风险，通过深度学习方法分析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企业网络安全治理指标，实证研究揭示了网络安全治理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安全治理可以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这一结论在更换解释变量、增加控制变量和《网络安全法》的颁布作为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网络安全治理降低了外界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从而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国有企业、规模较大、公司成长性较好、有形资产比例较低的公司更有可能重视网络安全治理。本文结论为企业网络安全治理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为企业网络安全治理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建议参考。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理财产品数据，结合2022年11月的理财产品大规模破净现象，研究了理财产品破净溢出效应对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理财产品破净溢出效应能够显著降低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同时也显著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同类型的理财产品，如固定收益类、中低风险和开放式理财产品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金融传染或风险溢出效应并非破净溢出效应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理财子公司作为银行网络的外围节点，能够有效分散银行风险，而理财产品的全面净值化能够快速识别、度量和释放底层资产风险，从而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这些发现对于进一步加强理财产品市场监管制度建设，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内容提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说明银行业在跨境金融联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跨境金融联系愈加紧密，本文以 2016-2021 年 14 个亚洲经济体银行业的未偿债权与债务的季度数据为样本构建了亚洲经济体银行业跨境信贷网络，并使用网络分析方法对该信贷网络的结构特征、重要性节点以及中日银行业的跨境联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16-2020年亚洲地区各经济体银行业之间的跨境关联越来越紧密，全球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在 2021 年逐渐显现，使得各经济体的跨境信贷联系明显收缩:新加坡在亚洲银行业跨境信贷网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印度的跨境关联强度不断提升，其重要性逐渐增强:中国银行业对外发出的跨境关联强度增幅显著，在网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资金贷出方的角色，重要程度显著上升，而日本银行业的跨境关联强度无明显增幅，在网络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本文为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以及亚洲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实现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以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2016—2021年14个亚洲经济体银行业的未偿债权与债务的多边季度数据为样本，利用欧式距离对各经济体银行业之间的信贷联系进行了测度，由此构建了亚洲区域跨境信贷网络，并分析了网络结构的动态特征以及中日银行业在其中的角色、重要性和跨境联系。结果表明，2016—2020年亚洲区域跨境信贷网络结构呈现出高密度、高聚类系数的特征，中国、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是网络核心，外围经济体则有向核心靠拢的趋势。从网络动态特征和节点重要性来看，中国银行业在亚洲区域跨境信贷网络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尤其是资金贷出方的角色显著增强。与中国大陆联系最紧密的经济体分别是澳大利亚、土耳其和印度，但港澳台地区与中国大陆的关联强度却不如预期。日本银行业在亚洲一直是重要的资金贷出方，与其联系最紧密的经济体分别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此外，新加坡，澳大利亚、巴林银行业在亚洲区域网络中发挥显著的桥梁作用。自2021年开始整个亚洲银行业跨境信贷联系明显减弱，这可能与全球疫情的冲击有关。本文为中国银行业跨境信贷业务的发展以及亚洲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推进提供了政策启示。

在我国城投债市场中，商业银行是主要的投资者与承销商。本文认为，城投债承销业务中存在收益与风险相分离的现象，即承销银行获得了承销收入，而债券违约风险主要由投资者承担，这也激励银行积极开展承销业务。而城投债的投资者以商业银行为主，因此加剧了银行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2009-2019年23家银行及其承销的2476支城投债的季度面板数据，对该风险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证实（1）城投债利差对承销银行以及银行系统性风险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银行承销业务的地理集中度会影响城投债的风险溢出效应，且短期与长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3）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缓解城投债的风险溢出效应。因此，建议进一步明确银行承销业务的责任，避免承销产生的风险外溢。其二，应避免银行城投债承销业务的快速扩张，并稳步构建合理的城投债承销网络。其三，优先化解经济下行地区的城投债风险，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形成。

近年来，互联网消费信贷迅速增长，其模式与客群显著区别于传统信用卡，值得探究。本研究选取某代表性平台的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其业务团队曾于2017年6月展开内部测试，对同期满足信贷准入的用户随机分为准入组（实验组）和非准入组（对照组），以检验互联网消费信贷的现实影响。利用这一套独特的微观用户随机实验数据，本文对比准入组与对照组的约10万用户在实验前后的消费变化，研究发现：第一，在实验期间，互联网消费信贷显著增加了消费，月均消费增加幅度在73-92元之间；第二，互联网消费信贷同时增加了线上与线下消费，未发现对传统信用卡的挤出效应；第三，其主要作用渠道是缓解流动性约束，消费促进作用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用户更为显著。本文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既提示了普惠型消费信贷对提振消费的意义，也为指引互联网消费信贷健康发展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