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聚焦中国契约型公募 REITs 底层资产所有权保留程度对收益分配公平性与效率的影响机制，基于2021年至2025年6月中国68只公募REITs面板数据及美国15只基础设施 REITs 案例，采用文献分析案例深描实证建模与跨市场对比方法，探讨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在不同分离程度下对项目收益激励设计及风险的影响。 研究构建了“所有权保留程度 - 治理机制 - 收益分配”分析框架，得出以下发现：所有权保留程度低的REITs 收益效率显著高于保留程度高的类型，所有权保留比例的降低对营运现金流FFO分配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契约型架构下原始权益人通过隐性所有权干预运营，导致中小投资者保护不足，而美国公司型 REITs 中独立董事占比的制衡机制具有借鉴价值。政府参与型 REITs 存在短期收益波动与长期战略增值的平衡难题，产权类 REITs 中所有权保留对收益分配的抑制效应弱于特许经营类。 研究提出创新建议推动基础设施 REITs 所有权保留分层调整机制，完善商业地产REITs 试点的“所有权 - 运营权”分离框架，构建公司型 REITs 与契约型并行制度等。 本研究揭示了契约型架构下所有权保留对收益的作用机理，为中国 REITs 治理优化存量资产盘活及监管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健康保障需求升级，推动保险行业进入供给侧创新深水区。本文以癌症复发险为研究载体，系统分析老龄化社会下保险产品创新的逻辑起点、实践路径与风险管控机制。通过对主流癌症复发险产品进行深度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当前市场已形成覆盖30种常见恶性肿瘤的产品体系，核保实现数据风控与基于分期、分型、治疗预后的精细化风险分层；癌症复发险通过病种扩容、保障责任模块化与“保险+健康”服务模式创新，有效填补了带病体保障缺口，在基本医保基础上织密了多层次医疗保障网络。然而，产品发展仍面临逆选择风险、医疗数据壁垒、盈利平衡难题以及复发、特药目录等核心条款定义缺乏行业统一规范等核心挑战。本文构建“技术赋能风控+政策协同监管+跨行业生态共建”的三维风险管理体系，结合日本、美国等国际经验的本土化适配，提出推动两核风控动态迭代、建立行业标准、深化医疗机构服务直连等优化路径。研究为养老金融创新与风险治理提供了微观产品层面的实证参考，对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我国养老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筹资放缓、支出刚性上升与区域负担失衡等多重压力，财税可持续性风险由局部性问题逐步演化为系统性挑战。本文立足财税治理视角，在梳理我国养老社保财税支撑现状的基础上，围绕筹资端、支出端和长期运行三个层面识别主要风险，并从制度设计、政策协同、人口结构变化及征管监管机制等方面剖析风险成因。研究进一步结合德国、日本、美国及北欧国家的实践经验，提炼出“法治化筹资、参数化调节、数据化征管、协同化治理”的共性路径。基于此，本文提出优化养老筹资机制、重构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完善风险预警体系、强化财税政策协同的治理方案。研究认为，养老财税风险防控的关键不在单一政策加码，而在于建立跨周期、可预警、可调节的制度框架，实现养老保障公平性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动态平衡。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与深化，“银发经济”已从社会议题升维为国家战略，成为驱动经济结构转型、保障民生福祉与维护长期发展安全的关键领域。本文立足于金融学与产业经济学的交叉视角，旨在系统构建并剖析服务于中国银发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的完整逻辑。研究首先科学界定了在新时代背景下银发经济的内涵、外延与产业生态图谱，其范畴已超越传统养老，延伸至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宜居环境、科技智能及财富传承等全链条。研究的核心命题在于：一个高效、包容且可持续的金融系统如何有效动员、配置与风险定价，以支撑这一庞大且异质性强的需求体系转化为现实的产业动能。 本文通过理论演绎、国际比较（深度借鉴美国、日本、德国等典型模式）与国内政策-市场案例分析，全面评估了当前中国银发经济金融支持的四大支柱——养老金金融（三支柱体系的市场化运营与资产配置）、养老服务金融（面向老年个体的信贷、保险、信托及财富管理）、养老产业金融（面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融资）以及养老金融科技（科技赋能下的服务模式革新）的发展现状与内在结构性矛盾。研究揭示，当前体系面临长期资本供给不足与产业回报周期漫长的根本矛盾、金融产品供给侧的同质化与老年群体需求侧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之间的显著错配、以长期护理保险为代表的风险缓释机制严重缺失，以及政策激励碎片化、监管标准不统一等系统性挑战。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套旨在实现“金融-产业-社会”良性循环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与创新发展路径。其核心在于：深化养老金市场化投资改革，引导巨额长期资金有序、精准注入银发产业核心领域；推动金融机构开展 “深度适老化”创新，开发契合生命周期特征的普惠型金融产品；构建 “政府引导基金+银行信贷+保险资金+社会资本” 的多层次风险共担产业融资生态；大力培育以数据驱动和场景融合为特征的养老金融科技，提升服务可得性与效率；最终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涵盖法律、监管、标准与财税工具的综合政策支持生态。本研究论证，构建一个强大而敏捷的金融支持体系，是充分释放中国银发经济巨量潜能、系统性应对老龄化挑战、并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民共同富裕的金融基础设施与关键引擎。

本文以“横向垄断”创新概括数智治理的趋势性特征及其全球性挑战，它正在改变产业成本的边际变化，给企业管理带来生态危机，形成边际成本低位固化和无际趋近于零，由此催生纵向垄断和平台垄断的量变，以完成向横向垄断的质变，加剧了以美国为首，以数据资产为新内核的社会财富和权力结构的高度极化，这已然成为全球治理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横向垄断”宏观结构的全球性风险和个人数据资产微观结构中左旋与右旋的不同趋势，宽谱系地展现出横向垄断给全球治理带来的挑战与危机，即“共识消解”与“意义不复”，由此提出以“主动型或被动型社会企业”的方式，建构非中心化分布式数智媒介的新生态，还公共数据以社会价值，有效缓解或消除社会的过度极化。

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除了要有未雨绸缪的“先手棋”，还要有见招拆招的“对攻术”。由于系统性风险有时隐藏很深并且具有突发性，因此，提前做好发生债务危机时的应对方案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一环。本文将债务危机中的传染性和道德风险纳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根据包含三个变量的贝尔曼动态规划法和三维相位图分析，发现政府可以采用四步法判断是否对发生债务危机的个体机构采取应对措施。根据真实数据估算的参数进行数值模拟，美国银行危机中政府应该在危机爆发时就采取应对措施，这样损失仅为132.23亿美元，如果晚一周采取应对措施，损失会增加到6918.87亿美元；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政府应该在危机爆发后1——5个月内采取应对措施，这样损失仅为700亿元，如果晚半年采取应对措施，损失会增加到1561亿元。本文的研究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见招拆招的“对攻术”提供简单易操作的方案。

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的基本要求。本文以美国货币政策为切入点，先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加息对我国产出的影响，然后构建包含跨境金融关联的两国DSGE模型，定量分析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及应对之策。研究发现，美国加息1个百分点使中国产出下降约0.4个百分点，其中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分别使中国产出下降0.2个百分点。分析作用机制发现，UIP偏离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汇率波动相互强化，外部融资溢价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企业净值波动相互强化，正是这两个机制放大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度越高和汇率越缺乏弹性，美国加息冲击对我国变量的传导效应越显著。基于不同的福利函数特征，本文构建了统一的政策评估框架，对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应对美国加息冲击的有效性作出了精准评估。结果表明，无论是针对国内金融机构信贷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还是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相关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降低美国加息的溢出效应，且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无关。在联合最优政策组合下，货币政策无需对名义汇率作出反应，外汇市场要强化价格调控淡化数量干预。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调搭配下，双支柱调控通过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具有显著的社会福利增进效应。本文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领域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不仅表明了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也预示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格局将迎来重大改变。在这一背景下，高技术行业，特别是关键领域的企业，亟需实现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变。本文基于 2010-2023 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以 FIRRMA 试点作为美国在关键领域外资安全审查收紧的准自然实验，探究中国关键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显著促进了关键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对企业所受“内部支持”和“外部压力”的作用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受到内部支持的企业在外部压力下表现出较低的敏感性，而未受内部支持的企业在面临外部压力时反而实现了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通过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提升了创新质量，以及增加了企业之间的联合创新，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本文的研究为理解新旧技术国家主义转变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视角，同时为中国政府在高技术产业政策制定中的深入评估与策略优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本文探讨了区域壁垒对中国城市银行竞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壁垒和地理壁垒都会导致不同城市间的银行竞争水平存在差异，但影响程度随时间在下降，不同区域壁垒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国有银行天然具有跨区域经营的特点，因而呈现出差异性的结果。具体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受文化壁垒影响，而不受行政壁垒影响；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受行政壁垒影响，而不受文化壁垒影响。行政壁垒会影响银行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但文化壁垒的作用并不显著。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时期，应构建结构合理的银行市场体系和分工协作的银行机构体系，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服务于资本在全国的最优配置，中小金融机构聚焦当地实体经济，结合当地文化开展业务创新。

近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大幅加强对华出口管制,滥用实体清单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以期遏制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势头,那么美国能实现其目的吗？鉴于此,文章整理了美国出口管制工具中的实体清单数据和商业管制清单数据,以 2013—2021 年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计量分析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创新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其抑制了中国企业创新产出,但该抑制效应会随时间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其促进了中国企业创新投入,该促进效应不仅会即刻显现且具有持续性,在考虑“树大招风”和产业关联的情况下,上述效应仍成立。其次,机制分析表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通过阻碍创新知识流动抑制中国企业创新产出,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动力促进中国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最后,拓展分析显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会促使中国企业转向“内生创新”和减少低质量创新产出,研发国际化、龙头企业带头创新、政府创新驱动都可以帮助企业应对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文章的研究既拓展了出口管制对企业创新的研究边界,对探索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也有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