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风险缓释（CRM）工具能影响贷款的违约风险暴露和违约损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贷款的损失预期，进而影响到贷款的定价策略和最终价格形成。本文基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就CRM工具对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影响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理论与现实通常是背离的：（1）信用贷款与非信用贷款的风险溢价不存在显著差异，且信用贷款的风险溢价通常还低于非信用贷款；（2）在担保、质押、抵押三种CRM工具中，只有抵押贷款和非抵押贷款的风险溢价存在显著差异，CRM工具在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定价中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和反映；（3）在2004年以前，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与非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溢价存在显著差异，但在2004年以后，这种关系不复存在；（4）在2004年以后，城商行等的风险溢价较之以前显著提高了，但这更多体现了其对县域（或区域）金融垄断性的提高和垄断租金的获得，并非意味着城商行等对CRM工具的风险敏感性有了实质性提高，或贷款的风险定价能力增强了。

本文对Kopecky-VanHoose (2004a)理论模型进行简化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充足率 约束对银行信贷资产配置影响的微观机制。利用1998-2007 年期间中国14 家商业银行数据 所作的经验研究发现：（1）1998-2007 早期中国银行业面临的资本约束为“软资本约束”， 但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资产组合配置的影响在逐渐增强，2003 年银监会成立后，“硬资本约 束”开始显现。（2）资本充足率约束引起的银行“惜贷”和“主动信贷”行为是解释2004-2007 期间我国银行信贷波动的重要原因。（3）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对资本约束的信贷行为反应 敏感性和强度存在显著差异，股份制银行的市场化行为更明显，自2003 年以来其信贷扩张 行为更加谨慎。

不考虑商业银行是否足额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提高资本监管要求将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和改善银行财务绩效的观点是错误的。本文通过对美国银行业、我国4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及8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发现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依赖于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的水平。银行充足地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是保证资本监管绩效的重要因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不断印证着伟人的预言，金融改革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共进。入世过渡期的结束，预示着我国金融业正式对外全面开放，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踏上了新的征程。如今我国已形成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分家，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分业经营，中资机构和外资机构同台竞争的日趋完善的金融体系。回顾二十九年前，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成为金融改革的先声，从此我国金融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并先后通过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从混业到分业、政策性银行的建立、农村信用社的回归，一直到股份制银行的改革试验、国有银行的股改和金融法治化步伐的跃进；在带给人们初偿改革喜悦的同时，更引发了我们对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的深层次思考。特别是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金融形势和不确定的国内经济走势，更增加了我们对金融市场、尤其是金融创新的危机意识。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众多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需要我们在珍视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居安思危，力争少一点亡羊补牢之痛、多一点未雨绸缪之举，防范于未然。

本文以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样本，运用计量模型对1994-2005年间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结构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共同决定中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同时发现竞争程度和基础业务能力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有影响，预算约束和金融创新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中国商业银行提高效率的途径是注重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改革，加速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加大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力度，适当扩大中国商业银行尤其是股份制银行的规模，保持银行业适度集中度，并注重健全金融法律制度、重塑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加强全面风险管理，这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商业银行效率。

信用风险缓释（CRM）工具能影响贷款的违约风险暴露和违约损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贷款的损失预期，进而影响到贷款的定价策略和最终价格形成。本文基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就CRM工具对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影响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理论与现实通常是背离的：（1）信用贷款与非信用贷款的风险溢价不存在显著差异，且信用贷款的风险溢价通常还低于非信用贷款；（2）在担保、质押、抵押三种CRM工具中，只有抵押贷款和非抵押贷款间的风险溢价存在显著差异，CRM工具在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定价中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和反映；（3）在2004年以前，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与非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溢价存在显著差异，但在2004年以后，这种关系不复存在；（4）在2004年以后，城商行等的风险溢价较之以前显著提高了，但这更多地体现了其对县域（或区域）金融垄断性的提高和垄断租金的获得，并非意味着城商行等对CRM工具的风险敏感性有了实质性提高，或贷款的风险定价能力增强了。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通过选择合理的投入产出指标，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进行测度。分析了各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技术效率、配置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并结合规模报酬判断定理对样本银行的规模报酬情况进行确定。结果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成本效率明显高于四大国有银行，进一步分析发现，银行成本无效主要来源于银行配置无效，银行技术无效主要来源于银行规模无效。最后本文将测算的银行成本效率值作为因变量，将可能影响银行效率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产权结构、不良资产率、资本充足率等因素为银行效率的显著性影响因素，从而进一步提出提高我国银行效率的对策建议。

经济资本正在成为以公开上市股份制为主银行管理的中轴，并有可能成为现代银行的标准管理手段和系统。本文分析银行经济资本理念和系统的形成、功能和特征。

正式加入WTO以后，我国金融制度对外的承诺已经进入的实质性的实施阶段，为了应对加入WTO后对我国金融体系所造成的冲击，我国各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采取措施，加快了在体制上、制度上、人事上、业务上的改革步伐。为更好地优化和整合自身资源，国有商业银行在加强与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业务联合、收购进行股份化改造的同时，对经济效益不好的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机构，采取了战略性退出。一些经营亏损，负担过重的支行乃至中心支行，被撤消或缩编。 由于历史的和自然环境等原因，欠发达地区在建国后五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发达地区形成了较大的差距，而在前些年的企业转制过程中，由于一些欠发达地区的行政首长没有注意到保护金融的重要性，采取以逃废银行债务为目的的企业改制，使本来就发展欠佳的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直线下降。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经营利益因素的驱动，再要国有商业银行像原来那样，不顾自己死活地去支持地方的发展已不可能，银行“嫌贫爱富”的本性已逐渐体现，对欠发达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实行战略性的撤并，就是残酷的现实。 然而，国有商业银行并非十分愿意这样从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阵地上撤出，而是出于无耐。因为，如果从一个地、市将机构撤并，国有商业银行本身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首先是对撤并行职工的安置和处置问题，还有原有债权、债务的转移问题、设施网点的变卖问题等等。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是不是只有撤并这一条路可走呢？ 怎样解决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资金需要与国有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基层组织效率低下、亏损严重之间的矛盾呢？该论文进行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在各大国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彻底进行股份制改造之前，对欠发达地区的基层金融机构进行局部的股份制改造整合，即对欠发达地区现有的各金融机构的资产进行股份化细分，由各家按相应的持股比例，共同组合成一个股份化管理的新的区域性股份制金融机构，也可以说是区域性的金融控股公司。这一新的金融机构以标准的股份公司方式发起设立，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等重大事项由董事会作出，新的金融控股公司由聘请的具有创新能力、管理能力的专业CEO进行管理和运作。国有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根据其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在新的公司中行使投票权。文章还就这一改革的思路之所以可以成立的几点原因进行了分析。

近年来，票据贴现、转贴现利率节节走低，基层行应理性认识票据市场变化，积极应对同业竞争。 一、对票据业务前景要充满信心。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企业以成本为中心的融资思路，必然促进票据业务的发展。大力拓展票据业务还有利于降低银行资产风险，有利于激活银行与企业、银行与银行、商业银行与人民银行的资金融通，提高金融资产的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 二、对票据业务现状要认真分析。票据市场竞争日益充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比较优势日渐明显；其他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开始效仿工商银行的票据经营模式。 三、基层行应对市场变化所需的策略调整。加快周转，减少占用；规模运作，以量促利；贴现为主，转贴现为辅；拓宽视野，培育票源。 四、持久发展票据业务的政策建议 。进一步营造发展票据业务的氛围；进一步落实发展票据业务的政策；进一步研究发展票据业务的创新；进一步强化发展票据业务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