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语言影响个体决策的认知效应。本文研究语法结构中的将来时态标记(FTR)是否影响股东对未来收益时间的感知,进而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研究发现:首先,在不强制要求区分现在和将来时态(弱FTR)的语言环境中,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率较低。其次,控制长期价值导向这一文化维度并未改变本文结论,而较高的股东受教育水平和机构持股比例通过提升股东整体理性程度、缓解时间信息的认知差异,削弱了FTR与股利支付的关系,说明FTR可以通过认知机制影响决策。再者,通过研究在美国发行ADRs的其他国家(地区)样本表明,使用强FTR语言的股东比例上升会使企业提高股利支付率。最后,当企业的研发支出和无形资产越多、代理问题越严重,使得企业收益不确定性更高时,使用弱FTR语言的股东会增加对股利的诉求。本文结论在控制其他语言特征与交互固定效应、选取公元前1500年的粮食产量作为工具变量和以1997年香港回归事件构建DID模型等内生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本文实证检验了语言的认知效应,为单一制度背景下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利用我国2006～2011年间1911家公司的8132年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了高管权力扰动下的股权激励对公司股利支付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激励、高管权力及二者的共振效应均对股利支付可能性有积极的影响；高管权力与股利支付率呈上凸的二次线性关系，但股权激励及其与高管权力的共振效应对股利支付率没有显著性关系。上述结论虽在非国有控股子样本中具有很强的稳健性，但对国有控股子样本却不够稳健；同时，股权激励对象包括高管的情况下，股利支付的可能性及支付率均显著降低。总之，我们的发现贡献在于为股权激励所带来的股利联动效应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线索。

本文通过搜集2008-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十大股东和十大流通股东数据，研究了QFII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QFII偏好进行现金分红的公司，而分红的公司也能够吸引QFII持股；（2）QFII持股能够促进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的提高，但是具有更高现金股利支付率的上市公司并不能吸引更多的QFII持股。上述结果表明QFII在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引入QFII制度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