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00-2024年手工收集的IPO公司上市前的现金分红数据，系统考察了上市前现金分红与公司长期市场表现的关系。研究发现，（1）上市前实施高额现金分红的公司，其IPO后长期市场表现显著较差，这一负面效应在成长型公司和融资约束较高的公司中尤为突出；（2）通过构建考虑公司盈利能力、成长性、规模及杠杆水平的超额分红指标，发现超额分红公司的IPO前分红水平与上市后长期表现呈显著负相关，而分红不足公司则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关系；（3）IPO前超额分红行为通过挤占公司资本性支出、降低投资效率等渠道削弱了企业的增长潜力。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公司股利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也为完善新股发行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在一些国家,强制股利支付是改善公司治理和弥补法律保护不足的重要手段,我国自2001年起陆续出台了类似的半强制股利系列政策。然而现有部分研究却发现,半强制股利政策可能会产生监管"悖论"。那么,事实是否如此?以往这些研究主要从监管成本角度来分析,可能忽视了监管带来的收益,我们认为虽然半强制股利政策提高了融资门槛,但也可能实现股东之间的利益共享,并有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股利预期,从而实现治理的"溢价"。本文利用2008年监管政策提供的良好自然实验机会,主要从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角度来评估政策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从总体平均意义上看,半强制股利政策有助于降低受影响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代理成本高的公司,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作用更为明显,存在一定的治理"溢价"。当然,半强制股利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差和外部融资约束较大的公司,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被削弱。

本文基于2003-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在"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如何选择的影响。本文发现,当控股股东进行了股权质押时,上市公司更可能推出"高送转"的利润分配方案,回避或降低现金股利的倾向更高,这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偏好差异一致;这一关系在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比例越高、质押股权面临的平仓风险越高时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在公司股利政策选择方面的经济后果,并为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以及现金股利的不同偏好提供了增量证据。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语言影响个体决策的认知效应。本文研究语法结构中的将来时态标记(FTR)是否影响股东对未来收益时间的感知,进而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研究发现:首先,在不强制要求区分现在和将来时态(弱FTR)的语言环境中,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率较低。其次,控制长期价值导向这一文化维度并未改变本文结论,而较高的股东受教育水平和机构持股比例通过提升股东整体理性程度、缓解时间信息的认知差异,削弱了FTR与股利支付的关系,说明FTR可以通过认知机制影响决策。再者,通过研究在美国发行ADRs的其他国家(地区)样本表明,使用强FTR语言的股东比例上升会使企业提高股利支付率。最后,当企业的研发支出和无形资产越多、代理问题越严重,使得企业收益不确定性更高时,使用弱FTR语言的股东会增加对股利的诉求。本文结论在控制其他语言特征与交互固定效应、选取公元前1500年的粮食产量作为工具变量和以1997年香港回归事件构建DID模型等内生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本文实证检验了语言的认知效应,为单一制度背景下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以《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实施为自然实验，考察降低股利税对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股利税降低的年份，上市公司分红水平和意愿显著提高，并且管理层持股越多，现金分红增加的可能性越大，而在股利税不变的年份则不存在这种关系，表明降低股利税能够激励管理层增加现金分红。（2）降低股利税对管理层增加现金分红的激励作用仅在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或法律环境较好时显著，表明现金分红是公司治理的“果”而不是“因”。（3）股利税降低仅能激励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增加现金分红。（4）投资者认可管理层因股利税降低而增加现金分红的行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降低股利税能够达到促进上市公司进行分红的目的，但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水平，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

基于2001年至2009年A股市场786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公司特质波动的演变，及产品市场竞争、股权分置改革和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特质波动的绝对水平呈上升态势，但在总波动中的占比下降，意味着市场信息效率的降低。而在引起这种变化的因素中，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竞争能显著增加公司特质波动的绝对水平，这意味着日益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股票市场的效率。另外，股票收益率的公司特质波动与股权分置改革的力度、进度显著负相关。而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也有利于降低公司特质波动，但是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股利支付力度普遍很小。

本文基于内部资本市场与公司股利政策的相关理论，认为内部资产市场的组织能够影响集团成员的股利政策。该想法通过建立模型，模拟一系列独立公司组成企业集团运营一个内部资本市场，以发放股利的形式来降低外部财务成本，即将现金流通过现金股利的形式从现金富足的公司转移至集团内其他公司，推导出集团内的上市公司比非集团公司支付更多的股利。在此基础上，通过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该想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分析集团成员公司的现金股利与该集团中其他公司的投资呈正相关关系。

以股利政策为例，本文探讨上市公司的行为是否受到了投资者态度的影响。具体的，我们分析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用分红倾向，分红水平来度量）是否与市场对股利的态度（用股利溢价（dividend premium）来度量）相一致。结果显示，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上市公司的分红倾向、分红水平与股利溢价负相关；而当这一改革完成之后，分红倾向、分红水平与股利溢价显著正相关。本文的研究不仅从新的视角展示了公司行为如何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显示了在后股改时代规范上市公司短期行为的必要性。

本文利用我国2006～2011年间1911家公司的8132年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了高管权力扰动下的股权激励对公司股利支付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激励、高管权力及二者的共振效应均对股利支付可能性有积极的影响；高管权力与股利支付率呈上凸的二次线性关系，但股权激励及其与高管权力的共振效应对股利支付率没有显著性关系。上述结论虽在非国有控股子样本中具有很强的稳健性，但对国有控股子样本却不够稳健；同时，股权激励对象包括高管的情况下，股利支付的可能性及支付率均显著降低。总之，我们的发现贡献在于为股权激励所带来的股利联动效应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线索。

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送转”现象十分普遍，并成为投资者炒作重要题材。不同于传统的股利分配视角，本文基于投资者货币幻觉与管理层迎合理论，从高送转引起的“填权”效应入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借鉴Baker et al.(2009)方法，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低股价股票偏好程度越高、货币幻觉越严重，上市公司管理层越倾向于通过高送转来降低股价、迎合投资者需求，并且投资者低股价偏好程度越高，上市公司高送转的比例越高、送转后的价格越低。进一步结合投资者交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高送转预案宣告后个人投资者净买入显著增加，且净买入的增程度加随着送转比例的提高而提高，而相应的机构投资者在送转宣告后净买入显著减少。此外，长期来看高送转后上市公司投资回报下降，说明基于高送转事件的买入是非理性行为。总体来说，上市公司高送转是管理层为了迎合个人投资者因货币幻觉产生的低股价偏好而采取的公司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