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国企在我国经济社会中除了创造经济价值和国家税收外，还承载着广泛的社会责任与企业担当。受行业属性、经营状况和政策因素等多方面影响，部分央国企长期存在市场估值偏低、投资者情绪低迷的问题。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提出与实践，有利于修复当前国企和非国企估值水平割裂的现状，对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股吧文本、股票市场交易和公司股权数据，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评估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提出之后上市公司经营性质对于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特估”在官方层面正式提出后，上市公司国有控股经营性质对个股投资者情绪有显著的提升作用；（2）该效应在日常消费品、工业和通讯服务三大行业和高市值公司较为明显，且在时间维度上具有短期滞后性和长期衰减性；（3）本文进一步发现，这一处理效应可能通过股息偏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对“中特估”效应定量分析的空白，有助于理解新形势下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优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对引导市场投资者情绪也有一定的政策和企业决策参考价值。

近年来,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系统解构其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文章从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视角,考察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扶贫参与的促进作用。文章立足于中国民营企业存在大量国有股权的基本现实,根据股权结构影响企业行为的基础逻辑,系统分析了国资参股对民营企业扶贫参与的积极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基于2016-202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样本,文章实证研究发现,国资参股明显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扶贫参与,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国资参股通过提升民营企业的资源基础和强化民营企业对扶贫社会责任的价值认同而产生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该作用在有同省份国有资本参股的民营企业、政府干预较强地区及贫困程度较高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文章探索了我国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精准扶贫之间的学理关系,从理论上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的研究,为“十四五”时期巩固扶贫成果以及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反贫困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国有股权在我国地方性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要准确分析银行关联贷款问题，必须纳入对国有股东行为和动机的考察。本文使用国内较为全面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关联贷款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国有股权对关联贷款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结果表明，地方性商业银行国有股权占比越高，关联贷款的规模越大、价格水平越高；这种影响的潜在机制是地方银行信贷投放偏好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而非地方政府利用国有股权通过低价关联贷款掠夺银行利益。本文是对地方性商业银行关联贷款与股权结构的首次系统研究，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是我国商业银行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而资产管理业务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的重要试验田。虽然理财子公司是新兴事物，但与其股东结构相似，产品结构相似的商业银行系基金公司已随着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壮大。本文将通过剖析我国商业银行作为最大股东的基金公司的产品特点与优势，发现商业银行控股的基金公司更偏好发行债券型基金产品，其表现不但显著优于非银行系基金，而且与商业银行的属性相关 。本文证明上述债券型产品的超额收益源自于商业银行股东的信息优势，即商业银行体系内存在信息传导机制，使旗下基金可以利用大股东在信贷业务中积累的信息优势从信用评级较低的债券中择出提供稳定收益的债券，既能获得低信用等级债券的高收益率，又规避违约风险，提高收益水平。

民营资本参股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混改”)中，通过知识赋能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是新时期混改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内生交叠持股的混合寡头竞争模型，研究隐性知识分享背景下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及其福利效应，并界定混改的有效“边界”。研究发现:(1)激励民营企业分享知识需使其参股比例高于一定阈值，当知识价值较高时，参股条件下难以激励民营企业分享知识，“拉郎配”式混改无法提升社会福利。(2)当使民营企业参股能够激励其分享知识时，恰好激励知识分享的参股比例为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在该股权结构下，当且仅当国有企业知识吸收能力高于特定阈值，且知识价值位于上下阈值间时，恰好激励知识分享的混改才能提升社会福利。因此，“中等”知识价值和较强吸收能力即界定了参股式混改的有效“边界”。(3)若知识价值为私有信息，合理的参股合约设计可有效甄别民营企业的知识价值类型，实现完全信息下的最优社会福利水平。本文提供了知识经济背景下混改策略的理论分析框架，丰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理论，对有效推进混改具有启示意义。

合理的股权结构设计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本文基于公平竞争视角，分析国有资本转让国有股权吸引民营竞争企业参股时，民营企业的知识转移激励如何影响最优股权结构（即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民营企业占股比例）。研究发现，两家企业同质产品竞争时，若国有资本只考虑社会福利，则当知识价值很高或很低时，不混改是国有资本的最优选择。只有当知识价值处于中等水平时，混改优于不混改，且最优股权结构可激励知识转移。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即使当知识价值很低时，混改也优于不混改，且最优股权结构可激励知识转移。随着产品差异程度的提升，即使当知识价值很高时，混改也优于不混改，且最优股权结构可激励知识转移。此外，随着国有资本更加重视利润目标，则混改优于不混改，但最优股权结构是否可以激励知识转移取决于利润权重大小和知识价值。多数情况下，最优股权结构下的混改会带来消费者福利损失，但当产品差异程度足够大且知识价值足够高时混改可以提升消费者福利。本文从理论上揭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知识价值对最优混改股权结构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对进一步推进混改具有启示意义。

①长期以来，企业年金被视为国有企业的“富人俱乐部”，但一直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②以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股权性质对企业年金参保的影响。研究发现， ③依实际控制人划分，国有企业参保概率更高；依股权结构划分，有国有股的企业参保概率更高，国有股占比与参保概率正相关，国有股控股的企业参保概率更高。 ④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参保概率高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 ⑤国有股权性质削弱了职工人数与企业年金参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与企业年金参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⑥以上结论在控制了实际所得税率、劳动力密集程度、公司业绩、经营安全性等因素之后，依然成立。 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国有股权性质对企业年金参保的影响，丰富了企业年金的相关研究，对推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和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我国32家商业银行2003-2011年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银行信贷行为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反应，并考察了股权结构变化对其所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银行业的信贷总量增速和中长期贷款占比表现出逆周期特征，短期贷款比例与之相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有股占比的提高均会强化银行信贷总量增速的逆周期性，外资持股比例的增加则会弱化该特征；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国有持股比例较高的银行会加强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外资股占比较高的银行则会削减短期贷款投放规模。

本文将股权分置改革作为自然实验，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股权分置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改变过去股权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从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是否有显著的变化，从而证实公司治理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Kim and Verrecchia (2001) 度量信息披露质量的方法，应用双重差分模型对中证500指数成分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股改后信息披露质量较之股改前整体上有明显的改善，且上市公司之间信息披露质量差异性大大降低，证明了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与股权分置改革显著相关。本文结果证明了股权分置改革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提高了信息披露质量，从而证明了公司治理结构显著影响信息披露质量。

　　近年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治理结构不断优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框架，具体体现在治理中的政府过度干预、党组织的监督职能、传统文化对治理的深刻影响、独特的内部监督机制等方面。然而，其还存在包括国有股份“一股独大”、内部监督机制存在缺陷、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治理模式有待改进、缺乏法治环境和治理文化、外部治理环境与内部治理难以匹配等问题；今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改进还有赖于逐步改革股权结构、完善内部监控制度、转变治理模式、发展外部市场要素、加强法治建设和培育治理文化等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