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专利数据，考察了行业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产出。基准结果表明，行业薪酬差距越小，则企业不仅有更多的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被引用数量，而且专利的经济价值更高。本文基于国企“限薪令”构造的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基准模型的结论。进一步分析表明，行业薪酬差距缩小主要通过减少低价值专利的数量而提升了专利经济价值的均值，同时通过鼓励企业协同创新而降低了专利经济价值分布的分散程度。上述促进创新效应在融资约束强、非高技术企业，以及公司治理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缓解管理层压力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CEO与企业管理团队的非正式联结关系有助于强化团结协作，但亦可能催生监督妥协与缺位，弱化公司治理效率。本文以CEO任职以来董事高管人事变更的累积比率刻画CEO内部联盟，从企业金融化视角探讨该非正式联结关系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内在机理。选取中国沪深A股2012-202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CEO内部联盟提高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并显著加剧了企业“脱实向虚”程度，内部联盟强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金融化程度约提高了6.37%。通过机制检验发现，CEO内部联盟弱化了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内部控制有效性，CEO的绩效薪酬敏感性更低，且主要表现为绩效下滑时的薪酬粘性增加。异质性检验还发现，当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强、企业跨行业套利空间越大、CEO薪酬更低以及外部薪酬差距更大时，CEO内部联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会更为明显。此外，当融资约束更弱时，企业金融化冲动受到CEO内部联盟的影响会更强。本文的研究表明，CEO内部联盟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多表现为监督妥协与缺位，会加剧企业金融套利的短视行为，这对于优化公司治理体系和防范企业“脱实向虚”都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高管股权激励是否会拉大与员工的薪酬差距问题饱受争议。本文采用高管股权激励公司业绩与次生激励非递归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了高管股票期权、公司业绩与次生激励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且具有长期性；业绩增长抑制了次生激励，而次生激励对公司业绩的反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明显，非国有控股公司则没有显著性；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的高管权力对次生激励具有显著性影响。此外，员工人数及资产规模对次生激励分别具有促进与抑制的效应。

本文以2007-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的薪酬差距和政府补助的情况，并检验了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会对其薪酬差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政府补助会显著增加高管薪酬，并显著扩大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国有企业的政府补助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高管薪酬增加的幅度显著高于普通员工薪酬的增长幅度，从而使国有企业薪酬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中，该现象表现得最为突出，即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在获得政府补助时支付了更高的高管薪酬，导致其薪酬差距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研究发现，作为社会再分配的政府补助不但没有在社会再分配中起到对初级分配的调节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初级分配的不公平。本文用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反映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以更细致的数据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

本研究从高管团队协作角度出发，探讨CEO 薪酬差距对多元化战略-公司绩效的调节作用，并依据行为理论和锦标赛理论提出了两个相互竞争的研究假设。研究样本选自2006 年沪深两市797 家上市公司，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多元化程度的提高确实降低了公司业绩，而CEO 薪酬差距与多元化程度的交叉项与ROA、EPS 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导致多元化战略损害企业绩效的原因可能是高管人员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着道德风险，因此扩大CEO 薪酬差距能够有效促使经理层与股东目标函数相一致，表明在中国制度背景下锦标赛理论在解决多元化战略实施中高管团队协作问题占据主导地位，能够发挥更大的战略支持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CEO 薪酬差距的战略支持效应并不受最终控制人类型的影响，表明了扩大 CEO 薪酬差距具有普遍适用性。研究结果同时也表明企业地区分布是影响CEO 薪酬差距的主要因素，而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