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构建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与实体企业三部门联动理论模型，从信贷资源配置视角揭示赋予地方政府正式举债权如何影响企业融资。在此基础上，以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匹配2010-2022年我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债改革对企业违约风险具有显著缓释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债改革能够抑制融资平台对信贷资源的刚性挤占，推动信贷资源从融资平台向一般企业重新配置，进而通过提升信贷可得性、缓解流动性约束以及降低融资成本、纾解偿债压力双重路径缓释企业违约风险。对于非国有控股、融资约束较强、短债长用较严重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地方债改革的风险缓释效应更加突出，表明地方债改革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融资主体具有更强边际改善效应。本研究为理解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实体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健全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营造公平稳定的实体融资环境提供了政策参考。

货币结构研究长期存在一个核心困惑：1999-2019 年M1/QM存量比始终稳定在 1:2，2020 年后却出现持续性失锚。现有研究大多聚焦M1/M2增速剪刀差的短期周期特征，普遍忽视存量资金收支的底层约束，同时资本收益率与融资成本的核算口径混乱，导致不同研究结论缺乏可比性。本文构建居民-商业银行-实体企业三部门时变参数 DSGE 模型，采用白重恩（2006）国民核算法范式，采用MPK与全实体WACC对偶口径，提炼得到M1,tre,t=QMtrd,t这一收益等价核心恒等式。依托1999Q1-2026Q1跨国时序、全国年度、中国31省份季度面板三层数据，综合多套识别策略，分国别测算资本收益倍数Kt的破裂临界值：中国 1.801、日本 1.785、德国1.922，混合样本临界值1.803可作为类似制度特征工业化经济体的参考基准。当Kt跌破临界阈值时，存量货币持续从经营性活期向定期沉淀。纠正“单纯依靠放宽银行信贷供给就能改善货币结构、降息万能、紧盯历史比值调控”的政策误区。量化测算结果显示，累计新增 11.23 万亿元实体利润可修复收益闭环，经济体将自发形成适配现行制度的全新货币均衡比例。

实体经济盈利承压与虚实经济失衡的矛盾持续凸显，本文将产能约束与金融化冲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依托 2010—2025 年中国省级工业面板与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多期连续双重差分模型与工具变量法，系统检验两类结构性因素对工业利润的非线性冲击及盈利缓冲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盈利呈现显著的双阈值突变特征：金融化指数非线性临界阈值为 0.22，突破后利润挤出效应呈非线性放大；产能利用率约束临界阈值为 0.75，低于该值后利润压制效应显著增强，且金融化冲击强度显著高于产能约束。0.22 阈值对应企业财务费用占利润总额的 22%，是付息能力的生死临界点，契合民间融资 2 分息极限、利息保障倍数安全线与监管红色预警线。机制检验发现，阈值突破后金融化通过挤占实业投资、抬升融资成本形成非效率分配冲击，传统产业升级、出口与逆周期政策的缓冲效应全面失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民营企业、传统制造业与中西部地区更易突破金融化临界阈值，盈利受冲击程度更深。本文为划定金融化监管临界值、防范脱实向虚、提振制造业盈利提供了量化依据与经验支撑。

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存在一组结构性矛盾：货币供给总量持续扩张，制造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流动性约束并未同步缓解，应收账款回收期居高不下，融资成本下行节奏明显滞后。现有研究多在“实体—金融”二元框架下讨论脱实向虚问题，忽略了债务履约具备法定刚性、优先偿付的特殊属性，难以解释总量宽松与结构性紧缺并存的现象。本文回归费雪交易方程的全口径内涵，将广义交易拆解为实体生产、金融资产交易与债务履约三个层级，构建三层流速分析框架；借鉴结构力学弹塑性变形逻辑，结合企业两期现金流约束模型内生推导实体流动性的非线性断裂阈值。基于2000—202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门槛回归、强度双重差分、马尔可夫区制转换、局部投影与工具变量法展开检验。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债务交易层流速持续显著高于金融层与实体层，传统单一GDP口径对真实货币流通压力存在系统性低估；债务流速存在约15.4%的临界阈值，突破阈值后对规上工业应收账款回收期的挤压强度呈非线性放大，且塑性断裂区间具备强粘性与低可逆性，总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衰减；小微企业对应的断裂阈值更低、受冲击强度更大，弹塑性机制具备全域普适性。本文从流量分层视角拓展了资金脱实向虚的理论分析体系，可为地方债务长效治理与结构性货币政策设计提供量化依据。

实体经济盈利承压与虚实经济失衡的矛盾持续凸显，本文将产能约束与金融化 冲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依托 2010—2025 年中国省级工业面板与制造业上市公司 微观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多期连续双重差分模型与工具变量法，系统检验两 类结构性因素对工业利润的非线性冲击及盈利缓冲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盈利 呈现显著的双阈值突变特征：金融化指数非线性临界阈值为 0.22，突破后利润挤出 效应呈非线性放大；产能利用率约束临界阈值为 0.75，低于该值后利润压制效应显 著增强，且金融化冲击强度显著高于产能约束。0.22 阈值对应企业财务费用占利润 总额的 22%，是付息能力的生死临界点，契合民间融资 2 分息极限、利息保障倍数 安全线与监管红色预警线。机制检验发现，阈值突破后金融化通过挤占实业投资、 抬升融资成本形成非效率分配冲击，传统产业升级、出口与逆周期政策的缓冲效应 全面失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民营企业、传统制造业与中西部地区更易突破金融化 临界阈值，盈利受冲击程度更深。本文为划定金融化监管临界值、防范脱实向虚、 提振制造业盈利提供了量化依据与经验支撑。

可转债是上市公司重要的融资工具，其强制赎回条款在实践中可能被上市公司利用，通过操纵股价满足强制赎回条件，以便加速转股进程。基于2006-2025年中国A股市场数据，本文分析了可转债强制赎回背景下的股价异动现象。研究发现：在强制赎回条件触发的关键窗口期，正股价格出现显著异常拉升，强制赎回公告后则迅速反转，呈现“拉高达标”的“倒V”型反转特征；面临较高偿债压力和融资成本的发行人，更倾向于通过市场操纵推动股价达到强赎条件；微观交易数据显示，临近强赎节点时，市场买卖失衡、知情交易增多及大额交易增加，验证了主力资金通过短期内大量买入推升股价的操纵机制。本文揭示了可转债强制赎回条款可能诱发的道德风险，为完善市场制度设计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提供了实证依据。

2019年，国家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首次明确绿色产业范围和技术标准，旨在为包括绿色金融体系在内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中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重点支持方向提供技术上的参考目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以《目录》提供的技术文本为基础、运用前沿的大语言模型，构建了全新的基于专业技术角度的企业绿色技术指标，避免了传统企业环境效益评价指标（如ESG指标）存在的覆盖不足和漂绿高估问题。以该指标为基础，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目录》对企业创新能力、投资行为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目录》的颁布鼓励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增加了绿色支出，提升了绿色企业的创新能力，尤其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产出。进一步地融资机制探索表明，明确绿色标准显著降低了相关企业的融资成本，尤其对企业信贷融资渠道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本文通过经济意义分析发现，《目录》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节能减排。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健全绿色金融机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提高利率传导效率， 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2019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oan Prime Rate， 简称 LPR） 改革。 本文基于 LPR 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 采用连续 DID 等方法探究 LPR 改革对实体经济融资的影响及其机制。 结果表明：第一， LPR 改革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第二， LPR 改革提升了信贷配置效率， 高成长性企业贷款可得性显著上升；第三， LPR 改革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异质性影响， 低风险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相对显著；第四， 微观机制结果验证了， LPR 改革不仅通过传统的竞争性机制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还会通过利率传导机制与贷款定价机制畅通利率传导过程， 提升中小银行贷款定价能力，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近年来，随着气候风险的不断累积，中国极端气候灾害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持续上升，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本文手工整理了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数据，构建了考虑企业子公司数量及所在地的气候灾害冲击加权平均指标，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气候灾害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灾害冲击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冲击造成企业营业收入下降和固定资产减值与折旧增加是其中的影响机制。异质性考察发现，气候灾害冲击提高债务融资成本的效应在受到“信贷歧视”更严重的民营企业和规模较小企业中更加显著，且在受气候灾害影响程度较大的行业和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能够通过使用商业信用融资、提高风险感知水平和改善ESG表现缓解气候灾害冲击造成的融资贵问题。本文为气候灾害这一因素对企业融资贵问题带来的重要影响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对企业防范和化解气候灾害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为评价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本文基于企业面板数据全面考察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对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和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首先，基于企业债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开市场操作所形成的政策利率（以下简称 OMO 利率）对企业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乘数效应。其次，基于上市企业财务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OMO 利率对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存在显著的正向传导效果。最后，非对称性的研究结果表明，OMO 利率上升对债券到期收益率的推升效果显著大于下降时的降低效果。本文的研究证实了，从实体经济角度而言，公开市场操作是高效率的货币政策实施工具，其所形成的OMO 利率是有效的货币政策测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