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家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首次明确绿色产业范围和技术标准，旨在为包括绿色金融体系在内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中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重点支持方向提供技术上的参考目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以《目录》提供的技术文本为基础、运用前沿的大语言模型，构建了全新的基于专业技术角度的企业绿色技术指标，避免了传统企业环境效益评价指标（如ESG指标）存在的覆盖不足和漂绿高估问题。以该指标为基础，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目录》对企业创新能力、投资行为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目录》的颁布鼓励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增加了绿色支出，提升了绿色企业的创新能力，尤其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产出。进一步地融资机制探索表明，明确绿色标准显著降低了相关企业的融资成本，尤其对企业信贷融资渠道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本文通过经济意义分析发现，《目录》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节能减排。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健全绿色金融机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提高利率传导效率， 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2019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oan Prime Rate， 简称 LPR） 改革。 本文基于 LPR 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 采用连续 DID 等方法探究 LPR 改革对实体经济融资的影响及其机制。 结果表明：第一， LPR 改革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第二， LPR 改革提升了信贷配置效率， 高成长性企业贷款可得性显著上升；第三， LPR 改革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异质性影响， 低风险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相对显著；第四， 微观机制结果验证了， LPR 改革不仅通过传统的竞争性机制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还会通过利率传导机制与贷款定价机制畅通利率传导过程， 提升中小银行贷款定价能力，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近年来，随着气候风险的不断累积，中国极端气候灾害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持续上升，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本文手工整理了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数据，构建了考虑企业子公司数量及所在地的气候灾害冲击加权平均指标，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气候灾害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灾害冲击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冲击造成企业营业收入下降和固定资产减值与折旧增加是其中的影响机制。异质性考察发现，气候灾害冲击提高债务融资成本的效应在受到“信贷歧视”更严重的民营企业和规模较小企业中更加显著，且在受气候灾害影响程度较大的行业和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能够通过使用商业信用融资、提高风险感知水平和改善ESG表现缓解气候灾害冲击造成的融资贵问题。本文为气候灾害这一因素对企业融资贵问题带来的重要影响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对企业防范和化解气候灾害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为评价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本文基于企业面板数据全面考察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对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和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首先，基于企业债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开市场操作所形成的政策利率（以下简称 OMO 利率）对企业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乘数效应。其次，基于上市企业财务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OMO 利率对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存在显著的正向传导效果。最后，非对称性的研究结果表明，OMO 利率上升对债券到期收益率的推升效果显著大于下降时的降低效果。本文的研究证实了，从实体经济角度而言，公开市场操作是高效率的货币政策实施工具，其所形成的OMO 利率是有效的货币政策测量指标。

金融创新分散风险的行为虽然对提升金融效率有益，但通常也伴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本文改进最新的“去一”法，运用云计算技术和分年度各2000万次蒙特卡洛模拟实验，测算2010-2021年包括中小银行在内的684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值和易被忽视的间接关联风险，深度理论思考并实证探索银行数字化这一金融创新的伴生关联风险溢价，以及其系统性风险累积效应源泉。主要结论如下：首先，针对第一个新视角，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科技相关度提高基础资产相关度，从而产生了易被忽视的间接关联风险。这主要是因为中小银行跟随性创新引致了基础资产同质化，大银行则不显著。其次，针对第二个新视角，商业银行的数字化具有显著的系统性风险累积效应。这主要由个体风险主导，而总关联风险则显著下降，说明数字化虽然有助于分散风险，但激励了总量的风险承担水平。具体来说，其有利的一面在于拓展了新投融资渠道，降低了同业投资和负债，实现风险分散。除间接关联风险之外，其负向机制在于新投资渠道使得商业银行有能力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配置，但是对盈利能力提升作用不明显，导致提升了其风险承担乃至个体风险水平。最后，进一步探索研究表明，大银行通过数字化下沉业务的挤压效应，使中小银行表现出“太小而无法竞争”的现象，是系统性风险累积的主因。具体来说，中小银行在大银行数字化下沉业务的挤压下，导致数字化开拓新业务承担较高风险的同时，盈利效果、融资成本和风控优势均不明显。并且排除了监管约束和数字化门槛效应的替代假说。上述研究拓展了“太关联而不能倒”的理论以及发现了“太小而无法竞争”的典型现象，也有助于丰富关于银行数字化上述两个新视角的理论认识，并且对于推进数字金融的穿透式监管和行为监管，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政策参考意义。

城市产业创新竞争力与所在区域的金融能级水平密切相关。文章利用 2012 — 2019 年289 个地级市数据,就金融能级扩容对城市产业创新竞争力作用机制、城域差异及耦合匹配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研究发现：（1）金融能级扩容能显著提升城市产业创新竞争力,且金融能级的规模广度和效率效度的赋能优势要显著优于结构深度。（2）金融能级通过降低城市主体平均融资成本、促进城市产业主体活力、优化城市金融服务创新能力来驱动城市产业创新竞争力的提升。（3）不同功能定位及产业基础的城市金融能级对其产业创新竞争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域分化及空间溢出效应,各城市金融能级与产业创新竞争力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提升趋势,国家级重点城市群内的城市在金融能级和产业创新竞争力方面的耦合协同度明显优于其他区域。

企业ESG表现良好是否会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事关我国通过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实现绿色发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选取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ESG表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从企业风险视角出发采用多种风险指标对上述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并进行不同层面的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2）企业风险是上述影响的作用机制之一，即企业提高ESG表现能够通过降低企业风险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3）从宏观来看，企业所在地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是上述影响机制成立的条件之一。（4）从行业来看，ESG表现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污染属性的行业之间具有异质性。（5）从微观来看，企业所有制对于ESG表现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的调节效应。本文深化了人们对“双碳”背景下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与企业融资成本之间关系的理解，为企业重视和提升ESG表现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巴黎气候协定》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中国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本文以《巴黎气候协定》签署为事件冲击，采用连续型 DID 模型探究了区域低碳转型风险对银团贷款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自协定签署后，中国高碳排放地区的银团贷款存在显著为正的碳风险溢价；由于地区碳风险导致贷款违约风险上升，从而提高了企业贷款成本。此外，研究还发现：碳风险溢价的高低受地区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特征的影响；在法制化程度高的地区，银行因承担污染连带责任而提高对碳风险的重视程度，相应地提高了碳风险溢价；在产品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够激励低碳产品生产和低碳技术研发，从而降低碳风险溢价；在发生气候灾害的地区，银行执行国家救济职能，会降低碳风险溢价；在森林覆盖率高的地区，碳中和更易实现，林业碳汇收益和碳汇抵押资产能够增加现金流并降低信用风险，从而降低碳风险溢价。本文研究对于推动中国区域低碳转型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中央财政部和审计署于2017年起开展了针对地方政府违规举债担保行为的核查和公开问责工作。本文从城投债切入，评估该公开问责对当地新增隐性债务的影响，发现：公开问责通过严厉“问责”大大激励当地省级政府去排查整改类似问题，从而削弱当地各级政府的举债激励和担保意愿，更低的举债激励缩减了隐性债务增量。继而投资者通过“公开”的问责信息，预期到当地各级政府的担保意愿下降，从而隐性债务融资成本增加，进一步缩减隐性债务增量。当公开问责力度更大时，上述效应更强。由此，本文提出要落实公开问责的严肃性和常态化安排。

基于2010年-2018年债券发行数据，政府隐性担保使得债券信用利差较低，债券主体具有更低的融资成本，政府干预越强，隐性担保越强。通过两个外生冲击考察两个方向的结构性变化：“紧”监管，旨在降低政府隐性担保的国务院43号文并未降低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担保；“好”愿景，如果只是用愿景发布时间会得到错误结论，误认为没有改变政府干预强省份的隐性担保、反而收缩了投资，本文引入中欧班列市级特征和地理距离信息，发现一带一路确实增加了主要铁路枢纽节点城市的LGFV投资，其他距离中欧班列始发城市300公里内的LGFV也显著扩大投资。最后还考察了其他新变化的再检验，结果显示风险对冲能力不能有效拉动投资，只有债券市场国际化有助于扩大债券主体投资，而且这个结论不随是否城投债改变。本文提供的中欧班列市级特征证据有助于揭示一带一路对拉动地方投资的有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