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实施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在内的“逆周期”财政调节政策对促进企业劳动雇佣、实现“稳就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0-2018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债务置换政策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置换具有显著的“稳就业”效应：城市债务置换强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当地企业劳动力雇佣提升2.59%，并且与政府业务关联度更高的企业其就业提升效应更加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债务置换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企业的资金流动性，提振企业预期以促进企业劳动雇佣增加。本文的研究对评估2024年开始的新一轮债务置换政策效果，优化“逆周期”财政政策设计、实现四中全会提出的“稳就业”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耐心资本作为一种强调长期价值创造的资本形态，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及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但其难以自发形成，需要外部激励与内部治理的共同培育。基于权力—收益矩阵，本文引入了耐心资本的主要来源——股东，构建了股东权力—收益矩阵分析框架，旨在从股东权力和股东收益视角进一步探讨耐心资本的形成机制。选取2014—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检验主效应，结果发现，股东权力与股东收益均显著正向促进耐心资本形成，在通过滞后一期、替换被解释变量、调整样本期、增加固定效应以及工具变量2SLS缓解潜在内生性后，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制造业、获得标准审计意见、上一年未亏损、南方地区以及非重污染企业中，上述效应更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股东权力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耐心资本形成，股东收益主要通过降低融资成本促进耐心资本形成；调节效应检验证明，内部控制质量均能够正向强化股东权力与股东收益对耐心资本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回答了耐心资本何以形成的问题，为通过提升公司股东治理质量、壮大耐心资本供给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可转债是上市公司重要的融资工具，其强制赎回条款在实践中可能被上市公司利用，通过操纵股价满足强制赎回条件，以便加速转股进程。基于2006-2025年中国A股市场数据，本文分析了可转债强制赎回背景下的股价异动现象。研究发现：在强制赎回条件触发的关键窗口期，正股价格出现显著异常拉升，强制赎回公告后则迅速反转，呈现“拉高达标”的“倒V”型反转特征；面临较高偿债压力和融资成本的发行人，更倾向于通过市场操纵推动股价达到强赎条件；微观交易数据显示，临近强赎节点时，市场买卖失衡、知情交易增多及大额交易增加，验证了主力资金通过短期内大量买入推升股价的操纵机制。本文揭示了可转债强制赎回条款可能诱发的道德风险，为完善市场制度设计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提供了实证依据。

随着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业正经历深刻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人工智能通过提升数据处理能力、优化风险识别机制以及促进金融服务模式创新，逐渐成为推动金融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技术力量。在中国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被提出为新时代金融发展的“五篇大文章”，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路径。基于这一政策背景，本文从人工智能驱动金融创新的视角出发，探讨其对中国金融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通过构建人工智能、金融创新与金融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分析框架，结合现代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实践维度，分析人工智能在推动金融结构优化、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以及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方面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通过促进金融创新能力提升与金融服务模式转型，显著推动金融体系高质量发展，并在科技金融与数字金融领域表现出更为显著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及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与深化，“银发经济”已从社会议题升维为国家战略，成为驱动经济结构转型、保障民生福祉与维护长期发展安全的关键领域。本文立足于金融学与产业经济学的交叉视角，旨在系统构建并剖析服务于中国银发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的完整逻辑。研究首先科学界定了在新时代背景下银发经济的内涵、外延与产业生态图谱，其范畴已超越传统养老，延伸至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宜居环境、科技智能及财富传承等全链条。研究的核心命题在于：一个高效、包容且可持续的金融系统如何有效动员、配置与风险定价，以支撑这一庞大且异质性强的需求体系转化为现实的产业动能。 本文通过理论演绎、国际比较（深度借鉴美国、日本、德国等典型模式）与国内政策-市场案例分析，全面评估了当前中国银发经济金融支持的四大支柱——养老金金融（三支柱体系的市场化运营与资产配置）、养老服务金融（面向老年个体的信贷、保险、信托及财富管理）、养老产业金融（面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融资）以及养老金融科技（科技赋能下的服务模式革新）的发展现状与内在结构性矛盾。研究揭示，当前体系面临长期资本供给不足与产业回报周期漫长的根本矛盾、金融产品供给侧的同质化与老年群体需求侧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之间的显著错配、以长期护理保险为代表的风险缓释机制严重缺失，以及政策激励碎片化、监管标准不统一等系统性挑战。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套旨在实现“金融-产业-社会”良性循环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与创新发展路径。其核心在于：深化养老金市场化投资改革，引导巨额长期资金有序、精准注入银发产业核心领域；推动金融机构开展 “深度适老化”创新，开发契合生命周期特征的普惠型金融产品；构建 “政府引导基金+银行信贷+保险资金+社会资本” 的多层次风险共担产业融资生态；大力培育以数据驱动和场景融合为特征的养老金融科技，提升服务可得性与效率；最终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涵盖法律、监管、标准与财税工具的综合政策支持生态。本研究论证，构建一个强大而敏捷的金融支持体系，是充分释放中国银发经济巨量潜能、系统性应对老龄化挑战、并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民共同富裕的金融基础设施与关键引擎。

童艺娜

壮大耐心资本是培育新质生产力与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其对企业自身的直接影响，忽视了潜在的外部溢出效应。本文基于耐心资本投资是否可以缓解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融资约束的视角，使用2003—2023年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数据，实证检验耐心资本推动供应链优化升级的重要路径。研究发现：耐心资本投资可以缓解其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融资约束，且当供应链上企业之间依赖关系越强、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融资能力越弱时，供应链溢出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揭示，耐心资本通过资本成本效应（提升供应商应收账款周转效率）与信用扩张效应（提高客户信用贷款比率）两条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供应链溢出效应显著提高了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投资效率和创新水平。本文结论为壮大耐心资本、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并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科学支撑。

环境行政处罚作为环境规制的核心手段，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及异质性效应是优化环境政策设计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运用Staggered DID（交错双重差分模型）与双变量Tobit模型，分析了政府环境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绿色行政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一方面，绿色发明型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数量与质量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该效应在控制企业异质性与动态趋势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在行政处罚后展现出更为敏感的绿色创新响应，尤其是实用新型专利的增长表现更为显著；此外，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提升幅度显著高于非制造业企业。在中介机制方面，分析发现环境行政处罚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间接驱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发现PM2. 5污染与行政处罚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凸显了区域环境治理与宏观创新战略协同的重要性。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化设计，二是构建动态信用评级体系，三是加强政策协同。这些研究结论为提升环境规制的精准性、激发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本文基于2011-2022年城市层面与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双重差分法（DID），系统考察了国外技术引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外技术引进通过技术转移基地的设立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这一结果在控制了企业特征与城市特征后依然稳健。技术溢出效应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中介路径，国外技术引进通过提升数字经济领域专利授权量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但对专利申请的影响较小。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外技术引进对国有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比中低技术制造业企业更易从技术引进中获益，而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受技术引进的影响较小。城市异质性分析显示，非省会城市、内陆城市以及新基础设施较发达城市的技术引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外技术引进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如何扩大就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企业宏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并基于中国31个省份代表性报纸构建中国省级行政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劳动力就业规模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就业存在破坏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就业的不利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主要通过减弱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度、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和减弱企业金融化动机的途径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就业的破坏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缓解作用在东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地区和国有属性企业效果更强。此外，数字化转型对第三产业和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缓解效果更强，有助于提升就业质量。本文基于企业数字化角度为高效减轻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劳动力就业的破坏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