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汇率变动对中美两国股票市场的直接影响以及由生产网络带来的间接影响。从一个静态一般均衡模型可以推出具有空间自回归（SAR）模型形式的实证模型，其中以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作为空间权重矩阵。由实证结果发现，中美双边汇率变动对两国股市的影响在贸易摩擦期间均比之前更为显著，人民币的贬值导致中国股市收益率的下降，其中约 80%的部分是由行业间生产联系带来的网络影响，而美元的升值导致了美国股市收益率的下降，其中约 65%的部分是网络影响。关税制裁波及的行业与未波及行业的股票收益率均受到了汇率变动的影响，但后者受到的网络影响更大。

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在经济新形势下实施的重要政策。自贸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时空异质性：时间异质性体现在各自贸区成立时间不同，发展水平不一；空间异质性表现为自贸区在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要素吸引力等方面存在空间差异，因此各自贸区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不同。根据自贸区建设方案，将其功能定位归纳为四类，分别是以资源支持行业、研发投入行业、航运物流业、现代商贸业为重点发展行业的自贸区。为促进自贸区发展，金融支持作用不可忽视。基于自贸区发展的时空异质性，针对其功能定位提出差异化金融支持对策，并进一步强调自贸区金融的联动合作，以期为自贸区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近些年，比特币价格持续增长，伴随 2021年马斯克公开高调入场，其市值更是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一路赶超腾讯、特斯拉、Facebook、阿里巴巴等著名企业，截至2021 年 2 月 20 日，比特币位居全球市值第六名，本文将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纳为同原油、黄金、小金属并列的稀缺资源，并与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常规市场相对比，探究加密货币在“后疫情时代”下的资产配置价值。文章首先区分加密货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区别，探究比特币不会归零并将持续存在的原因，再通过对加密货币与资本市场资产配置中的收益率对比与期望方差的考究，探索其资产配置的可行性，并探究其负面效应与风险控制。探究其在合法范围内对国内金融行业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积极意义在于：国内金融市场是否可以把握加密货币带来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其合法的独特长处与一定程度的稀缺属性，同时加大对加密货币领域的科研力度，完善监管体系，让加密货币成为推动中国金融业资产配置收益增长的新动力。

《民法典》在担保物权领域做了许多重大的调整，这对于金融行业也是一巨大的冲击，有利于促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加快金融法治建设。金融担保制度是目前市场经济大环境中加强社会信用的关键制度，是金融创新中防范信用风险的重要手段。本文以让与担保为视角对《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证分析，探讨让与担保制度对我国金融担保的影响，规划金融法治建设应对策略和金融担保的未来规划。

以往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只能进行宏观层面或行业层面的分析，或是只能在微观层 面上进行有限分析，根本原因在于数据限制，而本文通过将海关数据库与上市公司数据库进 行匹配，对超过 300 万条海量数据进行分析，首次直接检验了对美出口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 响。结果表明，对美国出口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创新，且当中美两国处于贸易摩擦时， 受打击的企业通过增强自主创新予以应对，并且该促进效应在未来三年内持续存在。另外， 本文不仅限于对中美两国间贸易的研究，而是纳入到整个国际贸易格局中进行比较，并首次 发现不同国别和地区对我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不同的。文中运用 PSM、动态 DID 模型、 Heckman 两阶段检验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本文的研究结论印证了 一个事实，二十多年来我国对美出口贸易迅猛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在困境中坚持不懈、追求创 新的结果，中国企业的韧劲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由此展现。本研究将为我国未来的贸易政策制 定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新型金融组织、业态和产品不断涌现，给传统的机构型分业监 管模式带来了重大挑战，中国金融监管进入大变革时代。在 2017 年 11 月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后， 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调整原来的 “一行三会” 为 “一委一行两会”。此番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监管 协调，引入功能监管和强化审慎监管，但仍然保留了以行业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体制。在监管逻辑上，应当借鉴 经济学的丁伯根法则和公共选择理论，金融监管应当以统筹防范金融风险为中心，根据金融风险的分类界定监 管政策目标，配置相应的政策工具，最大限度地利用协同效应和减少冲突效应，并保障监管部门有能力抵制相 关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在改革路径上，虽然没有在根本上变革监管模式，但这符合我国现阶段金融特点和市 场发展水平，值得充分肯定; 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监管体制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具体国情， 进行监管模式的转变和创新，从分业监管完全转为混业监管。在混业监管模式中，不宜采用将各个分业监管机 构简单合为一体的统合监管模式，而应采用目标 ( 双峰) 监管模式，按照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的目标差异划分 监管职责和设立监管机构。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对企业提高生产率、优化劳动力结构方面有重要影响。本文收集了 2007-2018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年报和专利文本信息，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构建了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指标，究了人工智能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技能的匹配过程。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生产率。为了发挥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企业会提高劳动力总数，增加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减少常规低技能劳动力数量。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拥有技术型董事会的企业、高技术行业、高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地区以及拥有较大政府支持力度的地区中更显著。最后，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本文加深了微观企业层面对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和认知，并在企业和政策层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给出了建议。

考虑企业价值进而股票收益中实物期权及其影响的部分，本文利用随机贴现因子法理论上探讨了CAPM 是线性定价模型的本质，并据此指出实物期权资产或其可能的非线性影响是导致 CAPM 模型失效的原因。进一步，利用 1998-2012 年间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根据 Fama-French 市值规模和账面市值比，以及企业所处行业构造投资组合，通过比较实物期权调整前和调整后组合预期收益-贝塔关系的差异，实证发现调整实物期权将使得 CAPM 有效。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结构，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力量，通过市场资金的流动，起到联通、协调不同行业发展的作用，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商业银行信贷结构有待优化、风险管控能力有待提高、业务和产品创新能力面临考验等问题，制约着银行效能的发挥。如何找到银行经营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契合点,抢抓历史发展机遇，发展壮大自身，成为商业银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以2007至2016年共10年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和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为样本，基于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风险调整后的投资业绩测度了持股基金投资能力，以上市公司高管基金行业背景校友数量和滞后持股基金投资能力为工具，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揭示了持股基金投资能力差异对股票价格的因果性影响。计量分析发现：（1）高水平基金持股显著降低了股票价格波动性，持股基金投资能力越高，股价整体波动性和特质波动性越低；（2）控制投资能力以后，基金持股规模与股价波动性正相关，即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股票价格反而波动越剧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