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金融学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心理学理论。大量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显示，人们在进行实际的投资决策时，其信念的形成并不遵循贝叶斯理性，其选择的偏好也并非满足“理性”的假设，而是存在种种“非理性”的局限。事实上，这种“非理性”成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的思维和决策模式，对其决策行为和结果产生总体的和长远的影响，典型的如代表性思维、经验法则、锚定与调整效应、框定依赖偏差、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证实偏差等。本文在介绍这些经典金融心理学理论的同时，予以借鉴并对我国A股市场上发生的投资者心理就行了分析，本文成果对于研究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心理状态具有较强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落地，上市公司股份权责日渐规范，围绕公司股份所出现的权益融资、股权质押等操作日渐频繁，因而股权质押的相关理论研究的意义也愈加重大。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结合行为金融学中过度自信的相关理论，通过大股东增持后的业绩改善情况衡量过度自信，研究过度自信倾向对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过度自信对于股权质押的选择、股权质押的频率和累计股权质押比率均有正向影响，而过度自信的程度越高，也会越倾向于股权质押，并且质押比率会越高。通过对股权质押样本的平仓风险进行研究，发现大股东的过度自信程度越高，股权质押中的平仓风险会越大。

以2002年至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季报量化了公司的盈利季节性，考察了市场对盈利季节性的反应，并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解释了其原因。研究发现，相较于盈利旺季而言，股票在其盈利淡季的盈余公告发布期间能够获得更大的累计超额收益，且买入盈利淡季股票、卖出盈利旺季股票的套利组合在经过标准风险因子的调整后每月能够获得显著为正的超额收益：同时，相较于其他季度而言，股票在盈利淡季的盈余公告发布后具有更大的未预期盈余。结果表明，由于市场参与者受代表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认知方式的影响，对盈利淡季近几年持续的低盈利情况反应过度，因此对该季度的盈利产生悲观情绪而低估该季度的盈利，故盈利淡季的盈余公告发布后能获得更大的超额收益。

随着“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公募基金行业迎来了爆发性增长，截止到2016年9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107家，基金总数达到3415支，资产达到8.83万亿元。“互联网+”基金作为新兴事物，既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金行业的发展，又为基金行业提供了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新的投资思路。对互联网+基金的绩效评价重要性日益凸显。 运用绝对收益指标和多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CAPM单因素模型、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进行业绩归因分析，重点考察了由大数据因子产生的超额Aalpha情况，并针对实证结果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开展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互联网+”基金绩效评价的空白。 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30日，“互联网+”股票型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要优于比较组，风险收益和波动率弱于比较组；通过CAPM、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超额收益显著优于比较组。同时，基金所依托的不同互联网数据平台，对投资风格也有所影响。

It has been long that literature in finance focuses mainly on price and return but much less on trading volume, even completely ignoring it. There is no information on supply-demand quantity and trading volume in neoclassical finance models. Contrary to one of the clearest predictions of rational models of investment in a neoclassical paradigm, however, trading volume is very high on the world’s stock market. Here we extend Shi’s price-volume differential equation, propose a notion of trading conditioning, and measure the intensity of market crowd trading conditioning by accumulative trading volume probability in the wave equation in terms of classical and operant conditioning in behavior analysis. Then, we develop three kinds of market crowd trading behavior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equation, and test them using high frequency data in China stock market. It is hardly surprising that we find: 1) market crowd behave coherence in interaction widely and reach agreement on a stationary equilibrium price between momentum and reversal traders; 2) market crowd adapt to stationary equilibrium price by volume probability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interaction between market crowd and environment (or information and events) in an open feedback loop, and keep coherence by convers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traders when it jumps and results in an expected return from time to time, the outcome of prior trading action; 3) while significant herd and disposition “anomalies” disappear simultaneously by learning experience in a certain circumstance, other behavioral “anomalies”, for examples, greed and panic, pronounce significantly in decision making. Specifically, a contingency of return reinforcement and punishment, which includes a variet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produces excessive trading volume. The behavioral annotation on the volume probability suggests key links and the new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finance for quantitative behavioral finance.长期以来，金融的学术文献主要关注价格和回报率，很少考虑甚至完全忽视了交易量。新经典金融模型就没有供需量和交易量的信息。然而，与新经典框架理性投资模型的预计结果不同，交易量在世界的股票市场上是非常大的。我们基于Shi的价-量微分方程，根据行为分析中的经典性和操作性条件反射，提出了交易性条件反射的概念，并且用该方程中的累计交易量概率来计量市场群体交易性条件反射的强度。由该方程，我们得到三种市场群体的交易行为模型，并且用我国股市的高频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不难发现：1）市场群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普遍地表现出相互一致的行为特征，趋势和反转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稳态均衡价格；2）交易行为有时会导致稳态均衡价格出现跳跃、带来预期收益率，这时，市场群体在开放的反馈环中，通过与环境（或信息和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成交量概率的增加或减少来适应该均衡价格的变化，趋势和反转交易者也会通过相互转换保持市场群体行为的相互一致性； 3）尽管在某特定环境下市场群体通过学习实践，羊群和处置行为同时消失了，但是其他行为“异象”，例如贪婪与恐慌，在决策中却表现的十分显著。特别地，收益率强化和惩罚过程，其中包含各种内外因素，导致过度交易量。累计交易量概率的行为诠释为计量行为金融学提供了关键性的纽带作用和数学金融的新方法。

基于对金融市场不完全性的分解和基金产品创新链的梳理分析，以金融工程无套利定价 思想为基础，论文巧妙构建了一个涵盖市场交易成本、套利定价机制不完备程度和行为金融学因素 的封闭式基金折价机理模型，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上述三因素模型的解释力高达90%以上， 同时分阶段动态考察发现：（1）普通交易成本因素影响封闭式基金平均折价6.1%；（2）股指期货是 封闭式基金折价的重要影响因素，2006 年之前该因素影响基金平均折价25.6%，2007-2009 年随着 股指期货推出预期加强，该因素的影响下降到12.88%；（3）对市场套利定价机制不完备程度的测度 分别为0.492、0.336、0.858，对应三个阶段影响封闭式基金平均折价分别为8.26%、5.87%和7.91%， 主要和市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预期变化有关；（4）时期固定效应结果表明2006 年4 季度、2007 年 4 季度、2008 年1 季度、2009 年4 季度、2010 年4 季度投资者情绪相对乐观从而降低了封闭式基 金的平均折价率。论文最后就封闭式基金治理及完善金融市场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股市中股票除权后的价格过度联动现象，重点研究了投资者分类偏好在股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投资者情绪对过度联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除权后股票价格与低价股组合的联动明显加强，而与高价股组合的联动却明显减弱；（2）投资者情绪对过度联动存在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情绪高涨的牛市行情期间，该影响尤为明显。该研究为BSW（2005）基于偏好的联动提供了直接的中国经验证据，同时为投资者情绪对资产定价存在重要影响的行为金融学解释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本文以富豪榜上榜事件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媒体关注度高的股票收益反而低于低关注股票这一“媒体效应”的产生原因，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基于传统金融理论的“风险补偿假说”和基于行为金融学中投资者有限关注的“过度关注弱势假说”。研究结果显示被报道股票在事件期内产生了直接的负的超额收益， 而通过倾向得分匹配算法构建的控制组股票收益并不显著，说明“风险补偿假说”不成立， “媒体效应”的来源并不是低关注股票的正收益。事件期内被关注股票的交易量显著放大，并且日历时间组合方法在事件日前得到了显著的正收益，在事件日后则转为显著的负收益，基本符合“过度关注弱势假说” 。

行为金融学认为股市中由于存在着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从而使得动量策 略与反转策略有效。本文研究了深沪两市2001 至2009年的股票，实证结果显示， 在赢者动量投资组合中存在明显的行业动量现象，而在输者组合中该现象则不明 显；在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赢者动量投资组合能取得优于大盘指数的业绩； 同时，两市中反转策略仅存在于某些输者组合中，且不明显。

不确定性决策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阿莱悖论和行为金融的实验结果是不确定性决策中“非期望效用理论”发展的基础。为了检验阿莱悖论和行为金融权重函数的性质，本文在广泛的群体组织了经济实验，结果表明阿莱悖论和行为金融学中决策权重函数的性质在并不是普遍成立的。本文的实验结果与其他学者在海外华人相关实验结果相印证，对以阿莱悖论和行为金融权重函数为基础的理论体系构成了根本性的质疑，为新的不确定性决策理论发展提供了实验依据。